血纪(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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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种严肃的政治批判会搅进这么一出莫名其妙的绯闻？我来不及细细的推敲了，只是下意识地向曹英吼道：“把那材料拿给我看。”我盯着他手里的那叠纸，他奸笑一声，把那叠纸收了回去。

“把她叫来同我对质!”我冲他吼道，然而，这完全是徒劳的。

正是借用了这一手，会场兴奋起来，批判会立刻出现了高潮，先前一直缄默，并用恻隐眼光看我的几位同学，此时露出来的是鄙视和惊诧。

会场上一片骂声、吼声：“伪君子！”、“下流！”、“装什么假正经！”

那天晚上，我依然躺在那间关闭我的小房里，面前还是那张桌子，桌上还是放着一叠纸，曹英正坐在我的对面。

“何必装疯卖傻，自讨苦吃！”他以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挖苦语气说。“在强大的工农民众面前，哪一个资产阶级右派不向人民缴械投降？别说你一个学生，像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全国都有影响的大人物，还要写不完的检查，你算什么？你必须下决心彻底认罪，彻底交待，今晚必须写出深刻的检查……”

我不知道如何写完了我最后的一次“检查”。我至今已完全不记得上面写了些什么，那几乎是在曹英一问和我的一答中写下的。

“抓屎糊脸吧！”只能如此了。我写完只觉得六魂出窍，恶心想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伏在那桌上呼呼大睡，梦中突然又被一阵震耳的口号声惊醒。

曹英已经走了，屋里静悄悄的，就我一人，我向玻窗望去，黄黄的灯下面，照着一个蓬头垢面的鬼！我心似刀割般难受，脑子里又开始膨胀起来，耳朵里还响着那可怕的回音：“反革命的儿子必是反革命。”

我想，自己是不是神经失常了？我想起那些疯子在垃圾堆里寻觅腐烂食物，找到后大把往嘴里塞的情景。我一阵心惊肉跳，立即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和脸，待证明我还能判定这些最重要的身体部位时，我才舒了一口气。

从此以后，我便想唱歌，或大声地发些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呐喊。晚上老想出去“散步”，在后校园的环校马路上，觉得凉爽的江风真够刺激，可以使我忘记那些我无法再忍受的苦恼和悲哀。我听得清楚身后跟踪我的脚步声，我便唱歌，虽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唱了些什么。

我想，我已临近疯狂了，我得躲开这可怕的后果。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代中不知有多少与我相似遭遇的人被逼疯、自杀、我算尝试到了那悲剧的滋味。就在这精神快错乱的时候，我忽然从当时盛行的师生写血书向党交心中受到启发，我也写了一封交给党委宋殿宾的“血书”。

斗争会上口口声声说我是国民党的孑遗，因而刻骨仇恨共产党，既如此，为了解开这根套在我身上的绳子，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我请求中共派我到“对敌斗争”第一线，接受中共的考验。我想，有了这封“血书”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孝子贤孙的罪名就不会再纠缠我了。

不料，这恰恰成了套我一生的绞索，这是后话。

只记得陈思、刘大奎、郭英华像看守犯人一般紧紧地跟着我，连上厕所都要守候在厕所门外。但是，他们再没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许他们怕真地把我逼成无法救治的疯子，或寻找自杀，“死了”可不好交代。也许还出自童稚之交的那份良心发现和同情可怜吧！

我以“全校的右派极品”受到了“保留学籍，劳动考查”的最高处分，这是全校顶级右派分子中的第一类。除了按“敌我矛盾”被抓的蒲世光、被劳教的林毓森之外，我便成了性质最严重的“右派分子”。

全校一共七十六名这样的极品，其中还包括四位年事已五十岁左右的老教师，处分既已确定，七十六人集中交总务处统一管理。

我终于从被人四面包围和监视的第二学生宿舍里搬了出来，搬进早先我同阿光一起复习功课，那幢旧教学楼旁边的楼房中，开始了我们正式接受监督劳动的改造生活。

临近春节了。那年的春节怎么过的，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陈思、刘大奎、郭英华像看守犯人一般紧紧地跟着我，连上厕所都要守候在厕所门外。但是，他们再没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许他们怕真把我逼成无法救治的疯子，或寻找自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