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0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唐文综合报导）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组成的“四人帮”集团，为中共“文革”时期形成的一派重要政治势力。历史今日，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共主席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等，发动怀仁堂事变将“四人帮”成员抓捕，指控“四人帮”“篡党夺权”。四年后，中共成立特别法庭对四人审判、定罪。
1981年6月27日，邓小平主导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有学者称，“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对“文革”不负主要责任；“文革”应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负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之所以要颠倒黑白，硬说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目的是为了让林彪、“四人帮”充当“文革”的“替罪羊”，从而推卸毛和共产党的罪责，让中共的独裁统治继续苟延残喘下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怀仁堂事变
“四人帮”为中共“文革”时期（1966年～1976年）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形成于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成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江青为毛泽东之妻，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均由毛泽东从上海提拔到中央并委以重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不到一个月，1976年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联同中共元老叶剑英、李先念，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名义，把“四人帮”哄骗到中南海怀仁堂，并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协助把“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一拘留，继而隔离审查。同时迟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人也被捕。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列举“四人帮”的罪状以及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
一般以“四人帮”被抓事件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但怀仁堂事变由于整个过程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而是靠军队（警卫部队）完成的，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政变。
“四人帮”历史
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共“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林彪成为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
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在林彪的支持下，陈伯达等人对张春桥发起了含沙射影的猛烈攻击；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大会转而批判陈伯达。1971年，在“副统帅”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0月周恩来因病入院后，邓小平重新崛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在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上，四人帮的组阁计划以失败告终，四人帮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1976年周恩来病亡后，毛泽东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再次将邓小平打倒。在逝世前，毛泽东将华国锋确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
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具体职务是：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的舆论；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具体权力，却以“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
“四人帮”被指篡党夺权 “文革”之风仍在吹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凌志军、马立诚在所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披露，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该书还指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仍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还说：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还是以明确的口气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对宣传部门作指示的时候最早提出“两个凡是”的思想。他说：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汪东兴也说过：“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7年1月，华国锋要求他的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他还提出，可以就此问题写一篇社论。经华国锋批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这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邓小平“翻案” “四人帮”成中共“文革”替罪羊
1977年，邓小平在“永不翻案”保证下和部分中共元老支持下复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逐渐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倡导下，中共对四人帮和林彪两个集团进行审判和定罪。
1980年9月29日，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成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1980年11月20日第一次开庭，对江青等人进行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宣判，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等罪名，判处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江青于1991年保外就医期间在北京酒仙桥居所自杀身亡。王洪文于1992年病死于北京复兴医院。张春桥于2005年因胰腺癌死于江苏江阴市。姚文元亦于2005年因糖尿病死于上海。
1981年6月27日，邓小平主导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学者：“四人帮”对“文革”不负主要责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朱长超分析认为，“四人帮”对“文革”要负一定责任，但“四人帮”不应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也无法对“文革”负主要责任。
首先，“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介入。那时候“四人帮”根本没有产生。“四人帮”王张江姚中的第一位王洪文还在上海一个棉纺厂的保卫科里当一个小科长。“四人帮”是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王洪文调任中央起才逐渐形成的。而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文革”破坏性最大的抄家风、批斗风的高潮已经过去。“四人帮”形成以后的主要活动只是“批林批孔”，只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这两个阶段，在翻江倒海的“文革”中只是余波，其破坏性与“文革”高潮期相比，那是不可相比的。
其次，“四人帮”只是一个秀才班子，他们是毛泽东“文革”思维的鼓吹者，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文革”中所有的全局性事件或重大事件，例如“倒刘”、“批林批孔”、“批水浒”、“批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毛泽东直接决定、直接领导的。“四人帮”至多只是执行者、信仰者、“文革”思潮的鼓吹者。
历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说，“1965年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错误地支持了他，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发生。”朱长超质疑道，姚文元一个普通的作者会自说自话地写这种文章吗？没有江青的组织，这样的文章会发表吗？江青没有毛泽东的旨意，她有这个胆量吗？一篇文章会导致文化大革命吗？说海瑞罢官一文“导致”了“文革”的产生，把“文革”的责任推到了姚文元的身上，这与历史的真实相差太远了。
再其次，“四人帮”至多在主管意识形态方面掌了一点权，其权力十分有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许多更重要的部门，他们是管不了的。例如，经济部门不是“四人帮”所掌控的，但经济照样到了崩溃的边缘；外事部门不是“四人帮”插手的，但也有许多错误；公检法部门并不是“四人帮”直接掌控的，但是问题仍然非常惊人，“四人帮”对此也是难以负责的。
学者：林彪集团也不应对“文革”负主要责任
朱长超还说，林彪或林彪集团要对“文革”的历史负主要责任，这种说法不够正确，依据不充分。
首先，林彪从来没有对文化革命的纲领、计划的制订有所参与。也没在“文革”初期和整个过程中，参与全局性的领导工作。
作为“文革”准备阶段制订的纲领性文件的《二月提纲》是刘少奇、邓小平搞的，第二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是陈伯达、康生等人搞的，林彪都没有介入。林彪介入“文革”是被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要选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是不情愿的，推辞的。九大中将林彪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写入党章，不是他所愿，他曾四次拒绝，两次书面表示拒绝。后毛泽东有批示，一定让他当副统帅，他将有毛批示的文件撕碎、掷掉，由叶群捡了起来。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书面报告要求辞职养病，毛泽东也没有同意。此后，林彪对“文革”处于怠工状态、边缘状态。
第二，林彪对文化革命是有所抵制的。
毛泽东在“文革”初起时，暗示林彪要给江青在军队里安排一个职位，林彪作了抵制。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不能让那“婆娘”插手军队的事情。当毛泽东带信林彪，要求给江青安排军内职务的时候，林彪要求有毛泽东的书面指示，结果毛始终不愿意写，林也始终没有安排江青职务。
到中共九大时，林彪提出的建议是：结束“文革”；对“文革”中被整的750万人应取宽容态度；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发展生产，国家进入正常秩序。1970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前夕，林彪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提出五点看法，“请主席指教：对文化大革命设一个时间；全面恢复党组织、政府部门、各机关企业、农村公社、社会秩序；抓战备，发展国民经济，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停止内战。党内外清查出七百五十五万多人的案例给以明确、宽恕处理。”但这些建议遭到毛泽东的反对。
林彪主持的、由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主旨是要结束“文革”、发展生产。这个文件被毛泽东所否定。后来毛泽东采纳了张春桥主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九大报告。林彪念九大报告，并不是他内心的主张，他是奉命读报告。出于对报告精神的不满，他此前没有看过报告。叶群事后说她担心林彪念错，林彪则愤愤地说，念错才好呢！
第三，林彪集团至少在“文革”初期，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文革”初期，邱会作、李作鹏等人都受到很大冲击，缺乏与林彪结成集团的条件。即使这些人后来得到了解放，担任了重要职务，与林彪也没有亲密关系。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后来成了一个集团，也只存在于1969的九大到1970的庐山会议的一、二年间。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被认为是反党阴谋集团，毛泽东发起了批林整风，陈伯达被捕，黄吴叶李邱被逼检查。1971年，林彪死于蒙古的温都尔罕，他的几个部下也在那一年被关押。文化大革命仍然继续着。“文革”的后半段，林彪派系的人，死的死，关的关，批的批。朱长超质问，早已死去的林彪、早已消失的林彪集团，怎么能对十年的“文革”负责呢？再其次，林彪、黄永胜他们的权力十分有限，林彪虽然是副统帅，实际上他没有权，他也不要权，也不管事。黄永胜几个，至多只管军队的某一个方面。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司法的进行、教育的发展，等等，他们无法负责。
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1980年11月20日，被隔离审查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对江青进行了公开审判，12月24日上午江青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发言。
江青是唯一为自己辩护的“四人帮”成员，她辩护说，“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她说：“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
“这都是你们也同意的，很多人都举手的，是我江青做的么？”
“从1966年5月16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资深“文革”研究者、芝加哥大学王友琴博士表示，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亲自撰写“516通知”这样的“文革”纲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提拔无限吹捧他的林彪当“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打倒刘邓陶”、支援所谓“一月夺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对“文革”的总体性的指导。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5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四种病。4、5个医生、2个护士抢救，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王友琴认为，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2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180页）说：“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张清林是林彪夫妇生前为其女儿选好的“对像”。这段批示也显示毛泽东亲自控制林的女儿与其对像来往这样的细节。那时候林彪已经死了三年。
还有一个例子。1966年7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遭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皮带抽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指被反剪双手弯腰低头被斗的姿势）。8月17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指离开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见《北京大学纪事》，6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张承先地位没有刘、林那么高，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王友琴表示，上述几例，仅仅是现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删节过了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大量更多的阴暗恐怖的细节，则由于明显有损于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形象，而始终被掩盖着，或以某种手段永远抹掉了。但已有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文革”初期 刘邓领导下的“文革”
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在刘少奇主持的清洗彭真的大会上，彭真表白他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结果无济于事。
李雪峰在1998年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写道：“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来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
朱长超表示，“文革”破坏最严重的时间是在1966年初期6-8月这个阶段，这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坏阶段。“文革”中，抄家、批斗、喷气式、阴阳头、游街等破坏性极大的社会事件，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大批人被打死、杀死，许多人自杀，也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
这一期间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文革”运动也由刘邓领导。期间，全国各地大破坏、大抄家、大斗争的横扫牛鬼蛇神运动，基本上都是在中共党委严密领导下进行。各地的运动，一是由各级党委抛出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作为运动对象，发动群众进行批斗；二是抛出对左的路线跟得不紧的干部作为运动对象，以此表示自己紧跟运动，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许多领导运动的人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自己，二是袭用了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的常规模式。
即使是刘邓和他们“文革”初期压制群众的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运动也还是在中共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直到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了贺信，各地的造反派才迅速产生和和活跃起来。朱长超表示，作为群众组织，他们的能量很有限，他们所做的，都是以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依据的。516通知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只是听从中共的号召罢了。这些造反派，只是毛泽东政治斗争棋盘上的卒子。
朱长超认为，从更远的历史讲，邓小平领导的反右，刘邓积极参与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之风，刘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四清时的形左实右、残酷斗争之风，客观上对导致“文革”的发生，也作了一定程度的铺垫。清除彭罗陆扬，改组北京市委，刘邓出于自保或别的动机，一步一步地主动或被动为毛泽东实施“文革”战略目标扫清了道路，也为自己的失败和灭亡准备了条件。
邓小平“永不翻案”保证书和效忠华国锋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我入党40多年来，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作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邓小平《我的自述》）
“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6、7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15年或20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
“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信》）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76年10月10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学者：“文革”应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负责
朱长超认为，“文革”中的责任，毛泽东应该负责，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负责，一直遵循着毛泽东 “文革”路线的周恩来应该负责。江青陈伯达的“文革”小组应该部分地负责，“四人帮”应该部分地负责，林彪也应部分地负责。他们各有各的责任。“文革”总体的错误，全局性的错误，应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负责，而不应由“四人帮”负责。
朱长超称，将一切“文革”罪恶推到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身上，是中共有些人为了逃避自身作为“文革”极左路线的积极参与者、执行者的责任的策略，是为了粉饰自己长期鼓吹阶级斗争路线、积极斗争他人的丑陋历史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有评论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之所以要颠倒黑白，硬说林彪、“四人帮”利用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目的是为了让林彪、“四人帮”充当“文革”的“替罪羊”，从而推卸毛和共产党的罪责，让中共的独裁统治继续苟延残喘下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责任编辑：高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