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声讨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立即转入到抓“牛鬼蛇神”的阶段。
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扩音喇叭也紧相配合,气氛紧张,一片杀气腾腾。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语文老师毛子人,有人揭发他上课时有学生提问:既然毛主席说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他回答说:也要一分为二。只因这句话,他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接着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有10名之多。
6月14日,学校保卫科科长曾明理召集我们“犯过错误”的8个人开会。他当场代表校党总支向大家训示:“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政治身分’的人,是‘专政对象’,在这次‘运动’中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否则一切后果由自己负责,只要不乱说乱动,一般的作为‘死老虎’对待。”他的言下之意是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抓“活老虎”。
我感谢他的这番训示,犹如一盆冷水,把我有点发热的头脑泼清醒了,提醒了我绝不能以书生气来对待什么“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更不能用这些看上去很“真理”的词句来衡量对比57年的冤案,绝不能重蹈57年的覆辙——受骗上当。
这场“文化大革命”在根本原因,是上层的权力斗争,群众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联想到57年上当受骗,被愚弄的教训,因此我决心“绝不乱说乱动”,甘心当个“死老虎”。
6月25日,市中专党委派来工作组进驻我校。
他们召开全校教职工、学生大会,动员发动群众,号召群众把“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不指名的批评崔振杰压制群众……于是大字报的矛头一夜之间指向了以崔振杰为首的一小撮“当权派”。
不知什么原因,8月12日,学校工作组突然宣布撤销,这时,被“运动”起来的社会上各行各业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职工中的造反派,有学生“红卫兵”造反派,以五花八门的名称纷纷而起。
在铁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谁敢造反?造谁的反?谁敢叫你去造反?表面上看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实际上是奉命去造毛泽东的政敌——刘少奇“黑帮”的反。
他们在街上游行示威,手举小红旗和毛主席语录,高喊革命口号,并且到处横扫“四旧”,毁坏历史名胜古迹,抄“走资派”和“黑五类”的家……,甚至把原来工作组的成员揪出来批斗、下跪,说他们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群众。各个街道商店一律改换名称,都以时髦的革命名词来称呼,有的人连亲身父母给自己起的名字也改了。
1966年8月29日,学校“红卫兵”也和其他单位一样,把单位领导人抓出来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示众。一场触动人们灵魂,人为制造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风暴”骤然而起。
8月31日,全校教职工、学生选出了“文化大革命筹委会”,党总支也改选了,一切权力归“筹委会”。
9月1日上午,全校教职工、学生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讲话录音,下午全体人员高呼着口号走上街头参加全市大游行。
9月2日,北京人大和北大的学生来学校“点火”。夜里校园内人群聚集,一片嘈杂的大辩论声,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红卫兵”主张踢开党委“闹革命”,职工“造反派”(即所谓“保皇派”)坚持要党的领导,互相争论不休……所谓的派性可能就由此而产生。
今天看来,毛泽东老谋深算手段高明,当时如果光明正大的按党的组织原则依靠党的领导“闹革命”是打不倒刘少奇的,因为刘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正因为他的威望高,在路线上与毛有分歧,因而遭到毛的忌恨,毛只能玩弄权术利用“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去造刘的反,除掉他的政敌刘少奇。
这时候,社会秩序大乱,各种传单、小报满天飞,人心大乱,各级党政领导已失去了控制能力,各行各业已成半瘫痪状态。
9月7日上午11时,学校“红卫兵”突然把我以及他们认为应该抓的“死老虎”(黑“五类”分子)抓了出来,每个人在胸前挂上一块大牌子,上面把“右派分子”、“地主”、“贪污分子”、“历史反革命”、“坏分子”等各种不同的名称“对号入座”写在自己的名字下面。“红卫兵”派出专人把我们押着在校园内修马路、抬石头、锤石子、搬运东西,凡是脏的、臭的、累的,别人不愿干的活都统统叫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去做。
大街上扫马路的,拉板板车的,抬东西的等等许多下苦力的人,许多人身上挂着一个黑牌子,后面有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一边看押着,有些不懂事的小孩跟在后面指手划脚地看热闹。
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每天上班前要排队点名,由“红卫兵”带领着,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不倒……”然后才去干活。一旁有“红卫兵”监视着,不准说话,不准交头接耳,大小便喊报告,稍有一点不慎则遭到拳打脚踢。有个技术员叫周正平,在排队时因为写日记的事,被“红卫兵”拉出来当众下跪,惨遭毒打。
这时候,我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连起码的人权、人格都没有,随时可能遭到谩骂、凌辱、殴打。马克思很形象的说:“资本家把工人当成奴隶,会说话的工具”,毛泽东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对照一下我们这些“黑五类分子”,连奴隶都不如,任人践踏,成了不敢说话的工具。按毛泽东的说法,此时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属于全人类?
我曾天真的对“文化大革命”抱很大的幻想,认为从此可以用“毛泽东思想”一扫社会弊端和一切黑暗角落,多年来我的冤案也可以平反了,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反而把我作为阶级斗争的“草人”、“反面教员”来给伟大领袖毛泽东歌功颂德,以此来证明他老人家一贯正确的革命路线。
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上掀起一股吃饭不要钱,坐火车免费的“大串联运动”。大量的“红卫兵”被吸引到“大串联”的浪潮中去了,他们对“牛鬼蛇神”不大感兴趣了。
9月30日,他们把“牛鬼蛇神”移交给职工造反派看管。职工造反派毕竟是本厂职工,平时彼此都认识,他们接管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后,先把我们松绑,然后于12月3日释放大家各回原部门。这场由上面导演的把戏演了三个月,阶段性的暂告收场。以后随着“运动”的深入,人们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这些“红卫兵”年幼无知,他们的天真纯正和偏激的行为恰恰是操纵者毛泽东的政治需要,我不埋怨他们,他们是被操纵者利用了、愚弄了,后来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没有利用价值了,被一脚踢开变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当农民去了,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后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