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死亡的幽谷(52)想翻案，整！

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作者﹕王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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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晴天一声霹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人民学习的好榜样，《“九大”党章》上被伟大领袖毛主席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一夜之间成了卖国贼！

林彪外逃，座机坠毁在蒙古。林彪座机爆炸身亡，惊醒了许多人的头脑。这时，有独立思考的人已经看破了上层这套争权夺利的把戏。昨天，为了打倒共同的政敌刘少奇而结盟的毛、林两大家族集团，今天，又因权力分配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昨天还在互相吹捧，今天变成了互相谩骂，直到你死我活。

不久，“批林整风”运动到来，阶级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原来的那些“牛鬼蛇神”根据政治需要一夜之间也变成了“林彪的社会基础”，当然包括我也在内。

军代表郭东明想要给我平反的事被崔发现了，外加我给李恩章的那封想翻案的信早已落在崔的手里，军代表走了，崔振杰官复原职，又一次大权独揽，我预感到崔要向我算帐了。

果然，在驻军部队撤走后不久，我被调出料场，下金工车间当勤杂工，紧接着又把我调到安装组搬运安装机器。这项工作比在车间当勤杂工更苦而且有危险性，安装机器要高空作业，我是一个腿有残疾的人怎么能爬上爬下呢？然而对想翻案的我崔绝不心慈手软。

在一次“批判林贼”大会上，崔振杰点了我的名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右派分子’王开泰想翻案……”

因为我属于《公安6条》划定的“坏人”，无资格参加大会，会后有人悄悄的告诉我，叫我多加小心。

1972年5月5日，崔认为对我的惩罚还不够恨，他又调我到铸工车间清沙班“打氧化皮”。

清沙班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我工作在有毒、有害、空气污浊的环境里，每天抱着10公斤重的一个砂轮机，清除铸造出来的机床坯件，把铸件表面上的一层铁锈除掉打光，然后用一种含有剧毒的名叫“红丹”的涂料涂在打光了的铸件上。每当砂轮机开动后，铁锈如浓烟滚滚散发在人体周围，空气被污染成一片铁锈烟雾，操作人满身矽尘、油漆，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味，时间久了，操作者很容易患“肺矽病”。

为了活命，为了老婆孩子一家人的生活，我只有冒着患“肺矽病”的危险和死神打交道。为了少接触些矽尘，我唯一的办法是，不分冬夏，把大电扇开着，这样可以少呼吸点矽尘，把命保住。

林彪座机坠毁以后的“批林整风”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接连着又冒出批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批宋江搞“修正主义”，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凶。毛泽东又发出最高、最新指示：阶级斗争是个“纲”，其余都是“目”；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崔振杰打击我这个想翻案的“阶级敌人”更是名正言顺，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难过。

学校新生入校后要先上“阶级斗争”课，我便成了“活教材”。崔的打手们在课堂上向新学生介绍学校有哪些人是“阶级敌人”，特别提到其中有个“右派分子”王开泰如何如何的坏，此人现在铸工车间清沙班，那个“打氧化皮”的人就是他。

一些天真好奇的学生三五成群来清沙班看我这个“阶级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妖魔鬼怪。于是我成了阶级斗争的成绩“展览品”，如同动物园里的老虎、豺狼，供人“参观”。

1975年9月22日，崔振杰的亲信组织科长廖正兴，陪同铸造车间的党支部副书记文子干一起来到清沙班向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仍然是个“戴帽右派”。“摘帽”、“戴帽”都是权力整人的手段，我已经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任人宰割，还能说什么呢？我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会说话”的工具都不如。
我女儿王渝坪当时只有九岁，在重庆市少年宫游泳训练班，选拔中名列重庆市第三名，重庆市体校想录取她，已填写了入学表，当派人来了解家庭情况时，学校向对方介绍：其父是个企图翻案的“戴帽右派分子”。这一下就断送了我孩子的前程。

我小儿子王东川，在幼稚园被人指名道姓骂“小右派”。在子弟校我的小女儿王胶东和大女儿王渝坪的老师中有人公开叫她“小右派”……

还有，远在家乡的父亲因我，被残酷批斗了四十八天，人几乎被逼疯，见了外调的人员就下跪磕头。又如，在山东青岛我妹妹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因我是个“右派”，她的入党问题被她的所在单位考验了六年。这种株连亲族的残酷的手段与封建王朝又有何异？！

我被“提升”为“戴帽右派”后，由原来的“死老虎”变为“活老虎”，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更大了。

我所在的清沙班，我的工作现场的墙壁上，四处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我总不能闭着眼睛干活吧，他们就这样对我进行精神打击，神经轰炸。

1975年10月23日，清沙班青年工人林玉平和班长秦绍云，因为一点小事打了起来，本来这件事和我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硬把这事栽在我身上，说我这个“阶级敌人”在背后“捣鬼”。车间支部书记易清华找到林，叫林把这个问题推到我身上，说我指使林殴打班长。林玉平惹了祸，怕受处分丢掉饭碗，支部书记这么一暗示，他便一口推到了我身上。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出来了，于是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阶级斗争现场“教育”群众的阶级斗争课，把我拉出来开斗争会批斗。

由于此事许多在场的人目睹了真相，所以会上只有领导事先布置的几个积极分子牵强附会地批斗我，绝大部分人不开腔。会后有人骂林玉平卑鄙，好汉做事好汉当，为什么往人家老王身上推？

事后，林玉平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主动向我赔礼道歉，说这是易清华指使他这样做的，自己年轻无知，当时怕受处分。他还说，他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父亲，被他父亲狠狠骂了一顿，他父亲说：“我就是被人整了的，你怎么能去做整人害人的缺德事？”

铸造车间的绝大部分青年临时工是家庭成分“不好”或“黑五类”的子女，他们饱受社会歧视，只能下苦力当临时工。他们的亲人也和我一样被人践踏凌辱，因此有人公开流露出对我的同情，至少不会落井下石整我害我，我因此少吃了许多苦头。“打氧化皮”虽然苦不堪言，但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小环境里的“防空洞”。这些被受歧视的好青年所谓黑五类子女保护了我。

“文革”后期，许多群众已看穿所谓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整人的手段，因此，斗争会上，除了少数想往上爬的“风派”人物，大多数人已是在应付场面。以“阶级斗争”为名，依仗权力整人是不得人心的，我和任何人无仇无恨，对我这个既要叫你下苦力又要叫你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的人，这种惨无人道的摧残折磨让越来越多的人暗地里同情我，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偷偷向我通风报信，叫我谨慎小心。这是我能在崔振杰手心里活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