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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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七五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凛冽的寒风无情地一次又一次地掠过山城的上空，铅灰色的云层弥漫在山城周围，广播里像往常一样播放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愈来愈好”的声音。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让我去打开了门，一个乡下的亲戚惊惶失措地对我父亲说∶“妹儿淹死在灯塔水库，不知落水几天了，浮起来身子像水牛一样大，胀鼓鼓的。”

父亲仍然是像对待所有的事情一样默不作声，母亲深深地叹口气说∶“太惨了，苦命的人，死了也好，早死少遭罪。”

堂姐家乡的人叫她是“妹儿”，而渐渐地忘了她真实的名字：梅忠莲。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见过堂姐两次：她到我家第一次和第二次约相隔半月左右，都是由她一个叫“三娃儿”的亲弟弟和几个族人押来的，那些人害怕她跑。

那伙人来是找住在城里被堂姐称作“二爸”的我的父亲训导堂姐，叫堂姐一定要遵从其弟弟“三娃儿”的主意，即堂姐必须听从安排嫁到王家！

那伙人每次来一个个都铁青着脸，凶神恶煞地诉说着堂姐的不是，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才逐渐地弄清楚，二十七岁的堂姐不愿意嫁到族人们为她指定的夫家，族人们的意见是只有堂姐嫁到王家后，才可以将堂姐出嫁收的彩礼由她的弟弟三娃儿讨回自己朝思暮想的媳妇。

堂姐两次来，眼睛都是哭红肿了的。我看到我的堂姐身材高大，约170厘米的个头，梳二根拖到背心的大黑辫，圆圆的脸上五官端正，就是嘴唇有点厚，她的身体是农村人特有的结实的身板。堂姐两次来都是在冬天，我看到冬天的堂姐赤着脚，皮肤黑黑的、红红的，很粗糙，一条蓝色的单裤短短的只到小腿肚上，上身穿一件青色的薄薄的单衣。

堂姐说：“他们拿牛鞭杆打我到王家，到了王家，王家又用拳头、板凳打我，我跑回来还是在生产队挣工分，他们又打起我去王家，脚杆、手杆和背都给我打烂了。”堂姐挽起衣袖，我注意到堂姐的手臂上有几条腥红色的鞭痕。

父亲不发一声。

母亲对三娃儿说：“打人要不得，你们不要打她，她的命苦。你家两弟兄都是你姐姐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风餐饮露把你们拉扯大的，为了你们她已经吃了不少苦，你们不要这样对她。”

堂姐说：“王家我不去了，每天我做了活路，他还要打我。”

那伙人吵吵嚷嚷一阵后，又押着堂姐离开了。

从母亲的摆谈中，我才知道，堂姐的父亲、母亲都是在三年饥荒的时候饿死的。临死前堂姐的母亲对十一岁的堂姐说：“好歹你也要让你的两个弟弟活下去。”那时堂姐的两个弟弟一个八岁，一个五岁。

从此，十一岁的堂姐就变成了一个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大人，承受着命运指派给她的责任。

堂姐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是她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完成父母亲给她的嘱咐，到了两个弟弟上学的年龄，都把他们送进了学校。劳作之余，堂姐就只有坐在门槛上淡淡地看着天上的浮云和屋前觅食的鸟。

堂姐家乡的名字是美好的，那是象征着五谷丰登、吃穿不愁的地名：五谷山，但那儿的人一个劳动日的价值不到五分钱，那里的人们就是这样活着。梅姓族人和她的弟弟商量着等于把她变卖给了王家，换来的彩礼才能为她的三弟完成自己的婚事。堂姐多次的从夫家逃跑后，又被族人及其弟弟不断地打回去。最终，我的堂姐选择了用毁灭自己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无休止的苦难，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她自己新的生活。

堂姐，愿天国善待你。

报信的人走了以后，屋子里一片沉寂，当过几天私塾先生的父亲踱着小步喃喃地说：“逝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

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