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20日讯】《尚书·洪范》将人生的大享受总结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中，“富”包括财富、地位、名望等方面；“康宁”指健康、平安；“好德”指品德高尚、乐于为善，古人认为惟有行善积德才能增加福份，所以将此项直接列在五福中；“考终命”指善终、后世评价高等。
古人认为，人若不积德行善，一生的福份是固定的，享受一点儿就少一点儿；在这方面享受到多一点儿，在那方面就剩的少一点儿。福份一用尽，灾祸就来了。祈福之心人皆有，古人从两方面去做；一是勤俭朴素，减少已有福份的损耗，这就是古人“惜福”的观念。勤俭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不仅把它作为通往人生幸福的途径，更把它视为修身养德之道；再是努力行善积德，迅速积累新福份，即是“培福”的观念。
五福之中，“寿”、“富”、“康宁”、“考终命”四种可以互相转化，比如：用钱治病，病好了，钱也消耗了，这即是“富”转化为“康宁”的例子。拚命工作，赚了钱，升了官，但身体状况、人际关系却差了，这即是“康宁”转化转化为“富”的例子。不择手段而荣耀一时，最终是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即是“康宁”、“寿”、“考终命”转化为“富”的例子。这四种福份能互相转化，但却是此消彼长，不能使人所享福份的总量增加。而惟有“修好德”一项例外，积攒的德越多，福份就相应增加。
《后汉书·列传》中记载第五伦的人生实例很说明这个问题。他在乡里任“啬夫”的小官时，均平徭役、赋税，调解乡亲间的矛盾，很得人心。他认为自己做官不宜发达，就带着家人搬到河东去了。从此改名换姓，自称“王伯齐”，靠往来于太原、上党间运盐为生。运盐途中若遇上垃圾，他总清扫干净再上路，行人都称之为道士。以前的亲戚朋友却不知他去了哪里。后来，第五伦又官至“二千石”，仍亲自割草喂马，其妻子依旧烧火做饭。他将俸粮留够一月所需，其他的全部贱卖给贫穷困窘的百姓。他为官期间，布德行善，广施仁义，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深得人们敬重。元和三年，皇帝批准他告老还乡，赐他终身享受二千石俸禄，并送钱五十万、住宅一处。几年后，第五伦去世，享年八十余岁。皇帝又赏赐他家大量的器物、衣服、钱财。
回过头再看，第五伦官至二千石，还亲自切草喂马，妻子亲手做饭，家中只留一月口粮备自给。可能现代人会认为他是故作廉洁，别有用心，其实，知书达理的古人在为人与修德上是很注重的，是“惜福”的自然举动而已。第五伦运盐时清扫沿途垃圾，为官后将多余俸粮贱卖与贫困者，广做善事，是在行善中又在“培福”，为日后所享福份积攒囤积。第五伦一生时时惜福、培福，所以他得享大福：他从乡间的小吏升至三公，终身得享二千石俸粮，并被赏赐大量财物，寿至八十余岁善终。“五福”，他都享得。
而在《魏书·列传》中也记述这样的故事。高祖驾崩后，咸阳王元禧受遗命辅佐新君。他任宰辅之首，却推诿责任，不辨是非。尤甚偷受贿赂，以权谋私。这一年，尚书请求增加他的封邑一千户，世宗答应了，他为显清高，推辞不受。元禧骄横奢侈、贪财好色，有姬妾几十人，还不满足。他衣着锦绣，车乘华美，还有简娉以悦其情。为了这些享受，他贪赃枉法，买来上千的奴婢，经营着遍布四处的田产、盐铁生意。他的属下、家臣，乃至仆人都跟着做买卖。世宗很讨厌他。由于元禧疑惧世宗对他不利，为保既得利益而图谋造反，结果事发被判死罪。在与妹妹诀别时，他还问起自己的一两个爱妾。他妹妹哭诉道：“你犯罪多由女色而起，进而贪图财物，最后畏罪造反，才有了今天。你还不自知吗！”元禧惭愧无言，被赐死家中。
元禧被诛杀，正是因为他种种恶行所致。从善恶福祸因果来讲，元禧走上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是他不惜福、不培福的结果。他骄奢淫逸、作威作福，最终招来杀身之祸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
人的为人与受之“五福”亦或祸患的微妙关系，细致的讲起来可以解释史书和现实中的许多现象。如果能正确的领会这些思想是绝对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古代先贤提倡“仁”、“德”是有着很深的内涵的。古语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说法，古人很轻视物质利益，而重视道德修养。如果人若相信重德行善，自然会带来物质利益；而只知争名夺利，往往是到头来空悲切的道理时，人是会自觉的“修好德”而尽享五福人生的。
而在面对当前社会上不讲德的“富贵”与有德者的“贫贱”时，常听到身边的人慨叹“天道不公”，孰不知“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些，今天的富贵者，可能正是昔日有德的贫贱者；而明日的贫贱者，可能正是今日的富贵者。如此说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谁不愿五福临门，福泽子孙，长长久久呢；又有谁只想及时行乐，当恶报眼前时悔恨已晚呢。
人的德与福是与人的为人相互解读的，有德而得福，无德而祸至，积德则福长，损德则福亡，绵延不绝。说来，人又何止是一生一世呢，因此愿天下人人福禄长寿，家家五福临门，积德行善，造福自己，造福子孙，造福社会。
参看《史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