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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海:诗歌档案——一根哽住可憎年代喉咙的骨头

—— 诗人黄翔

李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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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1月24日讯】 中国现代诗歌的范围很大,大诗人和大气灵秀之作也比比皆是。但我把对中国现代诗歌分析与鉴赏的切入点,放在了黄翔身上,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黄翔虽然在“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发表了“情绪哲学宣言”,宣布了自己的诗学观点,但他在骨子里,就是一个朦胧诗的急先锋。黄翔可以算是个老诗人了,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写诗三十年了,但知道他的人不多。黄翔是中华民族身处困厄、民族整体麻醉之时最勇敢最清醒的伟大诗人,我们的诗歌选本很少选他,这是历史的疏忽。在此,我不想谈他写诗三十年了,为什么知道他的人不多;也不想谈他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为什么诗歌选本很少选他。我只想就他的三首小诗,从文本到精神;从诗人个体到社会整体的诗歌品质及艺术价值,谈谈他的诗歌意义及其光芒。

1958年后,精神乌托邦、政治专制化和文化愚昧主义,已经把中国这个刚刚站立起来的巨人推到了绝境。当时,一个在人祸殃及下,饿死近几千万人口的民族,没有深刻的反思;当时,一个在人祸殃及下,被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打倒几十万知识份子的民族,没有反省;当时,一个在人祸殃及下,用残酷无情的非法手段,把自己最忠诚优秀的儿女送进监狱、押上刑场的民族,没有震颤。而一个在贵州迷雾下生活拮据的诗人黄翔,却反思、反省和震颤了!他用二十一岁的青春、热血和诗歌的良知,在沉沉的乌云下写下了《长城》和《独唱》这样震撼心灵的短诗!就是这两首短诗,以其强大的诗歌艺术魅力和深刻的诗歌精神底蕴,感染和震撼着我的心灵,时至今日,每当我读到它时,内心仍在剧烈地震颤:

我孑然的身子
彳亍在万里长城
饥饿侮辱着我的尊严
我向我的民族伸出了手
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指印烙在我的心上
我捶著这悠久历史的遗骨
为昨天流泪
为今天号哭

1962年

—— (选自摩罗《大地上的悲悯》

长城,这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民族自豪感的源动力,然而在这样一个悲痛的年月,诗人孑然的身子,只有彳亍在万里长城的风中。饥饿,已经严重地侮辱、戕害著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了,而不是仅仅在侮辱和戕害著诗人的尊严!

诗人,走出时代的队列,走在时代的前面,用诗人的敏锐和勇敢,自省和反思著。诗人清醒地看到了孑然一身的自己,同时又深刻无比地认识到了民族饥饿的根源!诗人悲剧性地诉说着这种撕肝裂肺的悲痛:“我向我的民族伸出了手/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指印烙在我的心上/我捶著这悠久历史的遗骨/为昨天流泪/为今天号哭”。

吞噬诗人的不仅是饥饿,还有丢失良知的群体。诗人向父亲伸出手来恳求着什么?是面包、尊严,还是人生起码的权利?可是父亲的巴掌却打在了儿子的脸上,指印疼在了儿子的心上。诗人捶著长城——“这悠久历史的遗骨”,为昨天,涌流着悲伤的泪水;为今天,号哭着伤痛的心绪。只有十行的《长城》,却表达着中国最庞大艰难的主题,而且用一反常态的意象内涵——长城,来隐喻这种民族痛苦的深重。这是1962年二十一岁的诗人黄翔,所写下的《长城》呵!在同年,他还写下了《独唱》:

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我的飘泊的歌声是梦的
游踪
我的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1962年

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首只有四行的短诗,可它把当时历史背景下个体瀑布孤魂的美丽与社会整体疯狂的丑恶,做了冷峻鲜明的比照。在中国,诗人黄翔可能是第一个反省自身“我是谁”的诗人和哲人。

两千五百年前,作为希腊伟大哲人的苏格拉底提出“人是什么”疑问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文哲学的自然疑问。而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黄翔提出“我是谁” 的疑问时,则完全是一个知识份子、一个诗人用良知和敏锐的思想,在质问世界:“我们是人还是魔鬼?”

想想在尸骨遍地的年代,人们三呼万岁都来不及的年代,诗人黄翔的境遇会是怎样?他在这样的境遇中感悟着甚么?诗人深深地感到:自己是瀑布的孤魂,是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诗人心灵的渴望,飘泊的歌声,只能是梦的游踪;而让诗人心灵剧烈痛苦不已的则是“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在我们伟大领袖写“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年月,在诗人贺敬之写下《桂林山水歌》的时候,在我们的大散文家杨朔写下《荔枝蜜》的时刻,我们勇敢高贵的诗人黄翔则写下了流泪号哭的《长城》,写下孤独悲怆的《独唱》!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民族大悲剧时的诗人的愤懑和警觉。

一个1941年出生,1962年才只有二十一岁的诗人黄翔,在整个民族大灾难的时刻,没有为自己美好的前程去“学而优则仕”;没有为自己爱情的躁动和激情去高唱;也没有为政治的白色恐怖所畏惧。诗人以自己的天才和良知,用短短的四行诗,就道出了历史的责难,民族的悲愤,这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是没有那个诗人可以比肩的。在诗歌的句式和肌理上,这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最高范本。

只有四行的《独唱》,把诗歌语言的精致、凝炼和诗歌意绪的跌荡、反差,用到了极值。在人们倾听诗人独唱的时候,诗人突然提出了“我是谁”的质疑;在人们沉入深思我是谁的时候,诗人又深刻、伤痛和悲愤地唱出我是瀑布的孤魂,我是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飘泊的歌声,只能是梦的游踪,我唯一的听众,只有沉寂!多么悲壮的独唱,多么沉寂的舞台。“瀑布的孤魂”、“永久离群索居的诗”、“飘泊的歌声”、“梦的游踪”,这些惨烈的诗歌意象每每爬上我的眼帘,渗入我的味蕾,深入我的心灵,我都震颤、痛苦和痉挛著。我不知道一个二十一岁的诗人,在当时是用什么样的诗歌触角,捕获到这样的诗句?瀑布成为孤魂,诗歌,永久地离群索居,飘泊的歌声沦为梦的游踪。美丽与凄惨,高尚与孤独,梦想与现实的剧烈反差,使《独唱》永久地刻在了读者的内心。

七年后,也就是1968年,我们的祖国和民族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整个民族都失去理智,真是疯狂了!这是前一次灾难的继续和变本加厉。诗人从反省、反思走上了揭露和批判的战场。诗人要为民族的理性和良知的底线,写下最后的遗嘱——《野兽》: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了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上
撕著
咬著
啃著
直啃到仅仅乘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咙

1968年

诗人在十四行的诗中,没有强烈的语言暴力和痛不欲生的情绪宣泄。诗人只是用了“野兽”和“骨头”这两个具体的意象,用了野兽一系列了动词,揭示了一个疯狂、恐怖的年代,指证了一个诗人对“自身与整体”;“可为和能为”的本质。诗人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探索、思考和揭示这一民族悲剧和灾难的根源了。诗人是那个罪恶年代的“钦犯”,“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和“刚刚捕获的野兽”,诗人是时代和社会追杀的猎物,这只是诗人诗歌的开始。诗人在遭受苦难和非人境遇的1968年,并没有把诗停留在揭露他人及其社会的卑鄙、无耻和罪恶上,而是首先把自己放在了大众之中,诗人真切地认识著自己:“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圣人和英雄”,而是“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也是“践踏野兽的野兽”——即我也是野兽。

在这样一个黑白颠倒,善恶相悖的世界,难道当时的受害者才是基督或天使吗?在“十年文革”中,诗人是第一个觉醒的战士和哲人。在自己被野兽践踏的同时,诗人认为自己也是践踏野兽的野兽!巴金老人在“十年文革”结束后写下的《随想录》,也开始反省和忏悔自己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所为。诗人黄翔在1968年用二十七岁的心智和诗人的良心,就已叙述和忏悔了这一切。

诗人在长期的痛苦思考中,理智、坚强了起来。诗人说:“我的年代扑倒了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上”。坚定、冷静和正确的视角,使诗人站在了时代和智者的前头。诗人的笔锋接着写下“疯狂野兽”的三个动词:撕著,咬著,啃著。这样长久的动乱,这样失去人性的社会,野兽的“撕,咬,啃”是从容的,合乎年代秩序的,诗人冷静、坚强地目睹著野兽的本质和嘴脸:诗人被啃的仅仅剩下了自己的骨头,诗人死了吗?罪恶就这样疯狂地肆虐吗?诗人笔锋一转: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咙

这样的诗句不是靠诗人的天才和气魄就能写出的,而是靠诗人的良知和知识份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可为之的!

在一个个领袖落马,英雄赴死、知识份子坐牢的年代,诗人没有恐惧、麻木和逃逸。诗人要用自己仅仅剩下的那根骨头,哽住罪恶年代的喉咙。这是在中国最黑暗年代里写下的最短、最强大的诗篇。我们为这样的时代痛苦,也为这样的诗歌而自豪。摩罗说:“黄翔是诗歌界的准。”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顾准,已经自觉地用知识份子的良知和智慧来审视、批判那个时代了,但还没有气魄用知识份子的良知和精神“哽住那个罪恶年代的喉咙”,黄翔做了。

我曾说过:真正的诗歌,必须是跳动的火焰,我们从它那美丽的火焰中,一下就可看到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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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4 2: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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