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财富是不可预测
研究所毕业后，王永庆是我心中的偶像，也因此一心想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读完研究所，我从事房地产买卖与开发，那时房市的景气相当好，你根本不需要主动去找客户，每天都有卖不完的房子。
有一次，我的公司负责贩售台北新庄的一栋社区大楼，某天下班时，搭计程车回家，路上司机与我闲聊，他问我：“那栋大楼卖的好吗？”我回答：“很好啊，成交率很高。”
司机笑了笑说：“卖的好不一定是好事。”正当我疑惑时，他接着说：“那块地，本来是我的啊……”一位大地主，为何会沦落到开计程车维生？惊讶之余，便与他多聊了几句。
原来，当年他兴致勃勃的买下了地，正在大兴土木盖房子的时候，台湾十大建设也刚起步，加上石油危机的冲击，钢筋、水泥等建材，瞬间涨了好几倍，负担不了之下，他只能选择将地卖掉，但仍不足以偿还所有的债务。
听完他的故事，我回到家后深思许久，体认到“财富的起伏是不可预测的”。
当时的我，除了白天在外奔波，晚上还经常需要应酬，几乎每天都到了深夜，才带着满身酒味回家，看到熟睡的孩子和等候我回家的妻子，不禁心想，自己难道要汲汲营营的，追求财富一辈子吗？
虽然有这个想法，但现实生活还是得过下去。直到民国六十七年中美断交，房市降到了冰点，那时我的老板说：“财富还是在的，只是要知道从哪里下手。”这句话，深深的打进我的心。
没错，我应该要从事一份能够观察整个经济局势的工作。当时孙运璿院长推动科技发展方案中，最重视人力资源发展，在周谈辉教授推荐下，顺利的进入经建会综合规划处下的人力规划小组，承办科技人力规划业务，也因缘际会开启了我的公务生涯。
2.教育是最好的投资
台湾的人力资源发展，在世界上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台湾光复以来，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增进劳动素质，提高生产力和国民所得，间接改善所得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也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我在做高级人力运用分析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教育程度越高者，所得越高，而且随工作经验累积，差距更为扩大，这代表教育对个人的学习新知，和劳动市场竞争力有正向影响；更有趣的是，在六十岁以后，大学学历以上的人，所得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增加，我推断是因经济发展对高级人力需求殷切，企业界延揽具有丰富经验的高阶主管，才会形成此现象。
这启发了我，要多读书、认真工作、累积工作经验，就具有市场竞争力，而要成为人才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书。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要求自己每天必须读一小时书，翻译六百字与工作相关的论文，培养英文的写作能力。
经建会同仁的水准都很高，长官的要求也很严格，我自知资质不如别人，必须非常努力，才可以符合工作的要求。
所以，每一天都是早到晚退，上班像在当研究生，把长官与同事视为老师，有关经济与人力问题请教吴惠林、吴家声、石齐平等人。
工作中的长官均是饱学之士，毫无官僚之气。当时孙震先生是副主任委员兼人力小组召集人，他的学养与风范影响我至深，在政策研究发展时，非常注重严谨分析，要求计划周详，协调能整合。
我至今信奉读一流书、交一流朋友、建立一流团队，就是来自于经建会的体认。
民国七十二年，孙院长认为科技与经济发展，必须要有文化、社会科学发展，才能预防欧美工业革命后带来的问题：宗教式微、道德沦丧、犯罪率高……等等，所以要求研考会主委魏镛培养社会学人才。
魏镛提出行政院社会科学人才培育计划，从现任公务人员甄选一部分优质人才，分别送到欧美读博士学位。
这真是一个难逢的好机会。皇天不负苦心人，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我幸运的考上了，也感谢当时的孙震副主委的提携，得以带职带薪，到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攻读学位。
这项计划培育了许多人才，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对国家典章制度发展有些贡献。
例如：曾任行政院体育委员会主委，现任立法委员赵丽云、黄德福、朱惠良、司法官训练所主任林辉煌、印尼代表处夏立言大使、行政院开发基金副执行长何俊辉、台大王丽容教授等等。
我也深深体会到，公职人员身在公务部门的法规与制度，应该要与国际接轨，才可让台湾人才立足台湾，赢得世界的市场。
3.洁身自爱的考验
在政府机关做事，其实常常需要察言观色，但因自己的个性太过直率，始终得不到长官关爱的眼神，虽然如此，我仍然十分认真的做好分内的工作。
除此之外，更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继续回到工作岗位。
回国之后，纵然因年纪渐长，脾气收敛许多，但在讨论问题时，口气与态度依然比较强势，常常因此得罪了人，还毫不自觉。这样的情形，三不五时就会上演。
没有多久，科学工业园区有一个组长职缺，工作内容与所学专长相关，我毅然申请转调；才赴新职不久又被调职，负责掌管园区所有土地的开发、厂房、建照，权力可想而知。
在台面下，大家都知道那是个“肥缺”，也让我感受到“权力是绝对的腐败”。面对种种的利诱，要说完全不心动，坦白说不可能的，因为人性的贪婪就是如此。
但是从小父亲教育我们，做事要公私分明，刚正不阿，导致工作气氛很不协调，最后长官以太自负为由，希望我自请调职。
此时心中开始觉得，自己也许不适合当公务员，当个教授或许比较合适。但鉴于公费留学的约定诚信，我又不能毅然的离开公职。
正处于百般无奈的时候，我去请教了一位命理大师，向他诉说了我的为难之后，他坚决的说：“你一定要留在公职，公务员很少像你这样，关心社会弱势和注重社会福利的人，保证不出几个月你一定连跳三级。”
我心里想着：“连命理大师都这么说，看来我势必要当一个，最不像公务员的公务员了。”很庆幸的在离开后，管理局员工私下都说：“彭台临很干净，他不曾拿过任何一张厂商的公关股票。”
十分感谢魏镛教授的推荐，得以转调劳委会，赵守博主委亲自面谈时，劈头就说：“听说你很能做事，但个性很冲。”由此可见，我的“臭名”远播。
在劳委会时，负责处理所有外籍劳工的事务，每间人力中介公司能够引进多少外劳，申请文件都必须经过我的审核。
每引进一位外籍劳工，中介公司可以多赚取五千元的中介费，两百位劳工的利益，就是一百万。
这背后的利益关系，相信不需再多加阐述。但直到现在，我仍感谢自己坚持的信念，没有在这些诱惑之中，毁了自己一生的名誉。@(待续)
摘编自 《运动，是我对生命的承诺：奥运金牌推手》 博思智库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