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死亡的幽谷(57)恶梦醒来

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作者﹕王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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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登载了“关于对57年‘右派’的改正问题”。并发表了重要的社论，主要内容称：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是错误路线造成的，责任由中央来负；其次，是认识上的问题，感情上的问题……造成了这场历史上严重的不幸后果。接着，又连续发表了一些重要的社论，着重谈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史达林“肃反运动”的沉痛历史教训。这些重要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此时我想到了崔振杰，为了摸一下他的心态，我事先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然后在11月22日去他家，问他对57年我的问题有何想法。

这次进门，崔不再是那副审判官对阶下囚的面孔了。然而，他还想捂住我的冤案不放。他有气无力慢吞吞地回答我说：“万一没有错呢？”我知道和他争辩没有任何意义，把信交给他后转身就走了。这时候有些单位的领导，主动到受害者家里赔礼道歉，但崔振杰不。

12月9日下午，全厂党员干部召开会议，传达中央55号档，许多人都向我祝贺。虽然崔振杰不得不，也不敢不传达，但他还是幻想着“万一没有错呢？”

12月20日，我和李恩章去机械局“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人员刘道良接见了我们。

刘认真听取了我们的申诉后说：“这次与以往不同了，问题一定要落实。”他叫我们放心，又告诫我们说，几十年的委屈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减少阻力，要注意策略，不要自己给自己设置阻力。他的谈话坦率而真诚，我心领神会。

事后，有人向我透露，机械局在召开“落实中央55号档”的座谈会上，本单位徐绍成在会上按照崔振杰的调子说：“我们单位没有错划一个‘右派’。”他当即遭到局“落办”负责人王志诚的严厉批评，他指出：“王开泰案件难道不是错划吗？凭什么划为‘右派’的？！”

崔振杰这才知道对我这个案子，他再也捂不住了。

12月22日，机械局专门下来两个人，到组织科提取我和李恩章的档案材料，几天后又来，前后共派人三次下来抓这个案子。后来有人又向我透露说：“局里已把你的案子作为五一机床厂落实55号档的突破口了”，由此可见，崔振杰对我这个案子设置的阻力有多大。

12月27日，我又去崔振杰家，崔的态度与上次大不相同了，他对我说：“单位‘落办’正在复查中”。为了减少他的精神压力，我不去刺激他，为促使他尽快给我平反，我态度从容友好。

1979年元月，《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报导北京中央机关改正“右派”的消息。报导称，中央机关第一批改正“右派”占总数的50％以上，还报导中央公安部是改正“右派”的好样板，北京党校原67名“右派”已改正63名等等。

元月10日，《重庆日报》头版报导了重庆市第一批改正“右派”的名单，其中有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元月20日，《重庆日报》又报导重庆铁路分局168名“右派”，第一批改正98名。

元月25日下午，单位“落办”徐绍成通知我和李恩章、王凤鸣三人参加座谈会，党总支副书记刘富运宣布：上午党总支大会通过对我们三人57年的“右派”问题的决议，我们的“右派”是错案，决定改正平反。他说，党总支已电话报告了机械局，待春节以后向局补办审批手续。

其实我这个案子从始至终是在局里来人主持下落实的，局的审批和正式行文不过是组织程式而已。至此，我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我立即把这个好消息电告山东老家。

1979年2月9日，刘副书记和“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拿出党总支预先拟定好的草稿，征求我对文字结论的意见。我详细看了几遍，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我想起了“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句成语。我感叹，历史是无情的，依仗权力整人的人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是57年那个党组织，还是57年那个党总支书记崔振杰，还是57年那个王开泰，22年后真相大白重新写出来的结论，完全不同了。

原来的“大地主”家庭成分又变成了“中农”，我父亲的“大汉奸”又变成了“人民教师”，我被八路军俘虏，混进革命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又变成了“青年学生自愿参加八路军”。

原来被完全否定一笔勾销的那些“伪装积极的革命历史”又完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那些给我糊在身上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都没有了，变成了“王开泰同志和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只是给个别领导、党员提了比较尖锐的意见”。

以上这些文字都是来自党组织的笔下（是有案可查的）这就是王开泰57年右派一案的历史真相。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次这样的场合，崔振杰始终藉故回避，不和我见面。后来“整党会议”上，崔还是不与我见面，只写了一张条子，叫副书记刘富运念给我听，上面写着：“……‘文革’时，我被别人整了，我也整了王开泰和李恩章等同志，我表示道歉。”

崔名为道歉，实则把他个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后来崔振杰病重住院，我以党支书记的身分去看望他，古人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崔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热泪盈眶地说：“老王啊！我很后悔，我对不起你呀……”这是不是叫做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1979年2月27日，党总支召集我、李恩章和王凤鸣三人开会（崔振杰又藉故避席），会上由徐绍成向我宣布了机械局党组2月21日发出的《机委（79）字，53号》批文，内容如下：

中共重庆市五一机床厂总支委员会：

你厂报来关于改正错划王开泰同志为右派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局党组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一日讨论，认为王开泰同志原划右派，实属错划，同意改正。恢复王开泰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恢复原国家行政17级工资待遇，安排适当的工作。对其子女亲属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有关材料，应抽出销毁。

　　　　　　　　　　　　中共重庆市机械局党组（盖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一日

见到以上批文，我长叹一声：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至此，22年的“右派”恶梦终于醒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