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言：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

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

共产主义的特征：共产主义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共产主义理论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的实现方式，《共产党宣言》这样描叙：“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暴力革命是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苏俄以“十月”革命的社会实践，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暴力革命的国家实验。之后，中国、东欧、朝鲜、越南、古巴、老挝、非洲等都出现了共产主义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红色政权，形成了共产主义阵营。然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历经七十年的社会实践，共产主义阵营走入历史死胡同，土崩瓦解，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只剩下中国及朝鲜、古巴等几个共产政权孤零零地存在着。而且，仅剩的这几个共产体制国家也不得不改弦易辙，在所谓“XX特色社会主义”幌子的掩盖下，搞起了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不难看出，共产主义实践从开始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到最后不得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转了一个圈，走到终点结果又回到了起点，以自身的实践证明了自己的错误。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如此敌视资本主义制度，必要运用暴力革命将其铲除呢？是因为马克思在当时的劳资关系中发现了所谓的“剩余价值”，并将其定义为“剥削”。这是暴力革命理论产生的根本缘由。什么是“剩余价值”呢？通俗地讲，在雇工创造的全部劳动价值中，雇工只得到了由老板发给的工资的一部份，而剩下的部份被老板赚取了。这剩下的部份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雇主对雇工的所谓剥削。就为了这么一个原因，马恩就决心要大动干戈，摧毁整个社会体制，建立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所谓的“剩余价值”学说，中共的御用文人把它吹成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好像他不发现就没人知道似的。其实极其幼稚。试问，任何一个商品生产的组织者，如果没有剩余价值，他怎么积累？有剩余就是剥削，现在的企业主哪个没有剩余价值？没有剩余价值他靠什么做大？如此简单的道理，竟成了共产党的“真理”，真让人啼笑皆非。实际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不说当时的所谓资本家不可能把工人的全部劳动所得都当工资发给工人，就是今天的国有企业，这是共产党自己的企业，工人的所得是他们的全部劳动所得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人没有剥削吗？事实上不仅有，还是十分严重的。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已入魔教，带着先入为主的阶级斗争观念，以有色眼镜看待资本与资本家，必然影响他对事物的客观判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承认体力劳动，肯定个体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而否定资产、资本等劳动条件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实际就等于承认只有体力劳动才能产生价值，资产及生产资料以及其它与生产有关系的诸多条件都毫无作用。通俗地讲，只有干活才产生价值，管理者的资本投入、市场调研、与有关部门关系的处理等等经营管理方面的脑力劳动都不算价值。这是明显的错误，完全不符合历史及现实实际。

同时，劳动价值论为了强调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过于重视工人的体力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对自然资源的价值也不予承认。这同样是错误的。自然资源属于劳动条件的范畴，是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同样是由管理者考虑的。

另外，那个“剥削”的概念，是基于阶级斗争的产物，主观性、情绪化非常强，在正常的经济关系中是否适用，非常值得探讨。所谓的“剥削”应该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以“剥削”来表述劳资关系并不恰当，实际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误导。这么说并不等于否认企业主对雇工劳动所得的盘剥榨取，这是一种从古到今一直存在的不合理亦不合法现象。

但是，这种情况更应该放在道德的范畴中去探究，而不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依据，更不能有意放大、渲染激化矛盾，据此挑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斗，人为地制造社会对立，把单纯的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可以说，如果不是基于阶级斗争，企业经营者对于雇工的克扣压榨现象就不可能被泛化夸大为具有普遍性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大块垒的对立，因为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今这种所谓的社会对立并不是像马恩强调的那样严重。

同时，作为暴力革命的对象，是《资本论》中框定的资本主义背境，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资本与资本家的剥削实施暴力革命，而非所有的社会制度。俄国之所以实行了马恩的一套，就在于俄国的社会背景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加封建的融合体。而当时的中国就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刚刚有一点资本主义的萌芽，严格的说，在中国并不适宜推行马恩的一套。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从苏俄引进马列主义，就在于它的暴力革命学说迎合了当时部份人希望以暴力改变现状的心理。换言之，按照马恩的理论设想，社会主义本应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但事实上全世界占绝大部份比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发生在富裕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贫穷落后的殖民半殖民、封建半封建国家。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恩的初衷，背离了马恩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其实都不是马恩的本意。

理由不成立，后面的一切行为当然也都是胡闹。对此，“文革”期间，毛泽东泄露了共产党的这一天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才是目的，而所谓“剩余价值”、“暴力革命”不过是藉口，或者说是其行为合法性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所作的最后反思与修正中表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共产党的教主自己都承认错了，但它的徒子徒孙们为了自己的需要却仍然坚持，还美其名曰“把马列主义与XX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么一套漏洞百出的理论，中共竟吹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对于共产党把马列理论奉为至宝，任什么都要用其作指导的极端教条与荒谬，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即予以嘲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

爱因斯坦也有同感。出版商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交给爱因斯坦，看其是否有出版价值。爱因斯坦看后表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自然辩证法学科除了在中国大陆一花独放之外，从来不被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官方学术机构所认可。

普金任俄罗斯总统期间，中国政府曾经厚着脸皮请求普金总统组织俄中两国的相关学者一道对《自然辩证法》进行研究，被普金总统果断拒绝。全球只有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和相关社科院所几十年如一日，不断地对大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生）长期灌输《自然辩证法》必修课程。维基百科认为，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都是典型的反自然科学的著作，正因为如此，除了唯一的中国大陆之外，全球各国的公立大学和民间私立大学无不像扔死老鼠一样把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统统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

对于共产主义理想这个诱饵，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一九九零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述其伯父的谈话：“什么共产主义，那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在马克思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马克思思想，却在20世纪的俄罗斯被选择。”可以说，共产党的高层从来都没当过真，但可悲的是，这个超级画饼却骗了一代又一代人！

实际上，中共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党并非不知道马列理论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决不是像它自己所标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马列的暴力革命理论迎合了中共的需要，符合了中共的邪性，才被其利用，被其重视。如果马列理论无此作用，一定会被中共抛弃。中共为了自圆其说，说是把马列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藉以糊弄不懂马列的中国人，完全是为自己的胡作非为找理由、造根据。从根本上说，中共那帮人，他们才不管什么马列不马列呢！只要对他们有利，什么乱七八糟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都可以利用。只要能用。用是目的，其它的都无所谓。这就是中共的流氓逻辑。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