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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关于十年“文革”

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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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12月7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 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 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十年“文革”

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之重,究竟到什么程度,至今也无法估量,难以估量。《九评共产党》中这样描述:“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之疯狂、之残忍、之乖戾,对人性的极度摧残与灭绝,令人晕厥,古今无有,空前绝后,无法用文字描叙。当时的中国,像刮起了十六级台风,摧枯拉朽;又像印度洋大海啸,席卷一切。整个国家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一样,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人们像发烧至失去理智,至疯狂,血脉贲张;又像鬼魂附体一般不由自主。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域白昼,人人脸上绽着无拘的笑容,个个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没有自己的思维,唯有“造反”二字。人人都彻底放开,个个都畅快淋漓,没有任何约束。时而像潮水漫卷,急进骤出;时而似无头苍蝇,忽东忽西;时而如旷野中奔跑的野兽,亡命狂奔;时而像泄劲的种马,徘徊踯躅。疯狂之极,荒唐之极,邪性之极,迷乱之极,真是群魔狂舞!那无尽的喧嚣、难抑的激情、极度的狂热、无止的膨胀,亘古未见,绝无仅有,永不会再有。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大疯人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恍若梦中,至今也想不明白人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那漫延全国的武斗滥杀,造就了多少腥风血雨!毛泽东公开支持武斗:“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武汉、广西“四•二二”、 北京大兴县、内蒙“内人党”血案、云南、四川等大屠杀,不啻外族入侵的战争。广西武宣县有组织的杀人、吃人,更是把时代推到了含毛茹血的蛮荒时期。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拽住哪块割哪块。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盛极时期,甚至摆出“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食堂的大锅里都煮过人肉!1968年8月27至9月1日,短短五、六天之内,北京市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325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仅满38天,其中有22户全家被杀绝!湖南的道县专门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8月29日,湖南省驻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开进道县,9月初的几天里还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空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文革”的滥杀不仅滥觞于“文革”高峰期,甚至在接近结束的后期,也同样如此。据“文革”后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陆续公布的张志新惨死真相:张志新在狱中身背18斤重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无数次对她实施强奸、轮奸。最后,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精神崩溃,脱光了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等等。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惨绝人寰的磨折之后,1975年4月4日早上被执行枪决。

“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

“几个大汉在张志新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刺向她的喉管,然后粗暴地将一段3寸长的不銹钢管插进气管,再用线将刀口缝上。整个过程,没有采取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因言获罪的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被割喉管的犯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喊冤,就是高呼口号,这被当权者认为影响极坏,辽宁公安局因此而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泽东的亲侄子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在江西赣州,因质疑“文革”,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被判处死刑的李九莲临刑前,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串在一起。她不仅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还被活摘器官!在执行死刑前,被4个武装警察摁在囚车壁上,由两个穿白大褂的用手术刀活体取肾,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措施。这颗年轻的肾被移植给了一个等待已久的“革命干部”。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4月江西省新建县,为李九莲鸣不平的中学女教师钟海源被处决时,执法的副营长故意只射中右背,而不是一枪毙命,早有安排的医护人员把她抬进蓬布军车,同样活体取肾。一个军医用拖把来回拖扫手术流在车厢底板的鲜血,挤在一个塑料桶里,竟然盛了半桶血!她们仅仅是10年“文革”中几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缩影!中共主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极端残酷血腥、人性的极度泯灭,在这史无前例的特殊时代,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2009年去世的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在其“绝不说半句谎言”、如实记录“文革”血泪的《牛棚杂忆》一书中说,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笔记录文化大革命。”

中共的滥杀由来已久。早在三十年代的苏区,中共制造的腥风血雨,就曾肆虐湘鄂西。1932年担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的夏曦,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在革命的名义下,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亲手杀人,他的4个贴身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以致贺龙不得不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所以,“文革”时期中共的滥杀绝非偶然,暴力专制的本性决定了中共的一贯嗜血。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承认:“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在较早期出版的《国家与革命》中译本中,列宁也认为:任何政权都具有两种职能,一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是牧师的职能。

张志新事件暴露后,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分组会上的发言中,以《吸取历史教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谈张志新同志被害这种冤案产生的原因和有关问题》为题,作了深刻的反思:“从张志新同志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在法律上明确地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把政治思想反动与有行动的刑事犯罪区别开来。人们思考问题、发表和保留意见,不应视为犯罪,而是党章和宪法都保障的基本权利。”“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思想观点来定罪。即使政治上确实反动的,只要没有破坏行动,也应当区别于刑事犯,也不能处死刑。”

“文革”之荒唐乖张令人匪夷所思。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却要去农村接受文盲、半文盲的农民的再教育;交白卷就可以上大学,手上的茧子厚、脚上的牛屎多才配上大学。这种颠倒乾坤的混蛋逻辑只有邪恶的中共才能想得出来,做得出来。全球绝对独此一家,绝无分店。

对这个人类历史上仅见的巨罪,有“中共的良心”之称的胡耀邦认为,“文革,那像纳粹法西斯。”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文革“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中共自己编辑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报告了这样一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从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被毁。而专家根据各地县志的记载统计,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至于挨批挨斗的更是不计其数。能活下来实属不易。

“文革”对人性的践踏与扭曲登峰造极。诗人郭沫若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郭沫若曾亲自抄写亡子遗留的日记八大本,以缓释巨大的丧子之痛,但还要公开发表文章吹捧毛泽东,以苟全性命:“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鲁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夫人许广平为求自保,还要贬抑鲁迅、烘托毛泽东:“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同样不得不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特殊人物尚且如此,普通人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

著名作家老舍,从国外回来,一心想报效祖国,1966年,老舍到香山看望一位老友时说:“腹中已有的三部书稿,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言毕,泪水夺眶而出。8月23日,他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举着黑牌挨斗,深夜了才被赶回家,还要求第二天顶着黑牌再来挨斗。第二天一早,老舍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离家到了太平湖,坐了一天,投水自尽。著名文人胡风得悉后发出如此感慨:“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被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上,脖子里被灌滚烫的沙子,被用皮带抽,拧耳朵,揪头发,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血。吴晗夫人袁震于1969年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生死不明的吴晗撒手西去。同年10月,吴晗被折磨至死。女儿小彦也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后,于1976年跳楼自杀。

原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他说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所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被共产党自封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在被批斗、自杀等原因死亡的人中,同五七年反右一样,知识份子占了很大成分,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专家,是真正的精英、国家建设难得一遇的人才。如果没有这场浩劫,能让他们自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给国家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大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百姓的生活质量将会有多大的提高!然而,随着精英们的离去,这一切都化为了泡影!

“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是无法想像的。当年英法联军毁了一座圆明园,让国人直到今天还痛心疾首,而中共毁掉的却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园。毛泽东一个“破四旧”指示,他教导出来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就替英法联军完成了他们未竟的事业。多少价值连城的名胜古迹、传世文物、稀世珍宝被当做“封、资、修”毁掉,那是永远永远都不可能再有的。仅北京一地,1958年“大跃进”时千方百计被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有4,922处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有人说,单是那被损毁的文物,足可以买下一个国家。对此,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历史上,中国的文物古迹历经四大劫,第一劫是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对北京特别是圆明园的洗劫,第二劫是太平天国对六朝古都南京的毁灭性破坏,第三劫是日本侵华的大肆掠夺与破坏,第四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如果说外族入侵,实难回避,那么这第四次浩劫,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西来幽灵对中华民族文化遗留的灭绝性的毁坏。四大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的积存,中国是全世界文物最为丰富的国度,然而,一场灭顶之灾,一切都如被扫荡过一样,洗劫一空,残缺不全,破坏之严重,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要彻底,只此一点,中国共产党的罪恶用尽世间的语言都形容不了。

10年“文革”下来,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呢?1977年6月,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在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大别山金寨县的一个村,万里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竟然连一条裤子都没有,严寒中只能蹲在锅灶口取暖!在凤阳县前进生产队,10户人家中4户没有门,3户没有水缸,5户没有桌子。生产队长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个饭碗!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 期)万里只是看了一个安徽的几处地方,就如此感慨。而其实当时中共治下的广大中国哪里不是赤贫如劫!后来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万里直言:“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1978年9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也承认:“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最引人注目。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文革”所导致的国民在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全面堕落所造成的民族精神的断裂和崩溃,更是多少个世纪都难以挽回的。今天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全面大滑坡完全是“文革”之罪。中共深知那齐天罪恶的巨大,至今不敢组织人全面反思,全面研究,深怕那如天之罪越暴露越大,索性就不提了。“文革”结束后,中共一句“向前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打发掉了,这样一场由昏君引发的政治昏斗,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难,让中共就这么淡化了,没有了。“向前看”,说的多么轻松!别人的事儿它为什么不向前看?!而且毛作为直接的罪魁祸首连责任都不用担,黑锅让林彪、“四人帮”背了。毛也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责任,按他的说法,“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怎样搞“文革”,在当时连刘少奇、周恩来两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猜不透:“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周恩来也猜不透,他说:“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们。”(1966年12月13日接见科学院革命代表的讲话) 老帅及其他政要们更是蒙在鼓里。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老帅们以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场了,该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横扫了,刘少奇检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经是老六了,“四旧”已无藏身之地了,还要怎么样?该收场了!没想到林彪却在讲话中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什么时候完呢?没人说得上。以党而论,这么大一件事,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国家而论,执政党的主席要搞一次有关国家命运的大行动,国家主席、国家总理不清楚。谁清楚?他老婆,江青同志。他成立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叫自己的老婆在里面负责任,让自己的亲侄子担任他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联络员。他家里能用上的人都用上了。这时候,中国已经是毛泽东的家天下了。而太多的中国人却还在那里擎着小红书,傻乎乎的“万岁!万岁!”喊不停。可悲的中国人!

提到林彪,中共对全世界宣称,林彪是叛逃国外,看得见的理由是他飞到了蒙古。一个已是二号人物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人,党章上钦定的接班人,他有必要叛逃国外吗?到国外能当得了一把手吗?林彪会如此弱智吗?林彪是坐飞机了,可林彪的飞机是到外国去吗?周恩来亲自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这是干什么?飞机不是鸽子,中国的机场都关了,你让他往哪飞?这不是逼他吗?林彪是走了,他为什么不利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走,还要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十几个小时后才走?如果出走是有预谋的,这又作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一听到林彪死了,高兴的拍手笑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语)。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究竟是否存在个林彪反党集团?那个《571工程纪要》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本《毛家湾纪实》(中央党史出版社)这样简介过其中的内容:“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像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还有如下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毛泽东)!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但是,林彪专案组认定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却没有一个看到过这个《纪要》。专案组查了几年,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林彪何时、何地、如何“授意”,或“指使”林立果搞了《纪要》。对此,晚年的邱会作斥为“荒唐”:“这让人感到荒唐。《纪要》如果是个军事行动计划,应该简明扼要,为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的政治话、废话、骂人话,说了很多和军事行动不相干的话?”而且林彪飞机的黑匣子也一直被忽略。黑匣子是确定林彪事件性质的必要证据,当年专案组在“文件”中,提都不敢提黑匣子,更不敢提出要回黑匣子的事。如今事隔近40年了,为什么还不要回黑匣子?!到底怕什么?

对于林彪要搞政变的问题,被诬为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出,“九大”后林彪名正言顺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政变。而所谓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的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在晚年与儿子的谈话中更是列举了八个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十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程光着《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邱会作的儿子还补充了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驻林彪的家,把每一个纸片,每一个线头,都翻过了。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也反复地仔细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政变痕迹。他们对我们家搜查,把棉衣的里子拆开看,皮箱的衬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业本、我的大学课本、笔记本,都一页一页地编号,查过后盖上‘验乞’的专案组公章,真可谓一针一线一纸一物都不放过。”

一向所说的林彪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叶群说“不设立国家主席,林彪摆哪儿”那句话,已经证明是汪东兴说的。拿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话说:“林彪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党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还有必要冒着和毛泽东对抗的风险,拿着实权去争国家主席这个排名远远在后面的虚权吗?就算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的竞争、竞选来争取,这应该是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行为。”

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认为:“林彪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和即将通过的宪法中法定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接班人,这比国家主席地位高多了。况且林彪历来重实际、轻虚名,他对国家主席是看得很轻的。”

毛泽东身边的人张玉凤在她的回忆录中,还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著名的“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完全是中央为了应对当时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动局面,由康生提议,张春桥执笔,毛泽东首肯的彻头彻尾的造假产物。与张玉凤的回忆录相互印证的,还有姚文元的回忆录《回顾与反思》。姚文元写道,“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1968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让他活着干什么,一个已经没有丝毫利用价值的人?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133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一直瞒着他,直到二十多天后的11月24四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身陷囹圄的刘少奇还没等揣摩出他们究竟是良心发现还是另有图谋的时候,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当即气得浑身颤抖,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这就是让他活着的目的!从此以后,刘少奇至死再未说一句话。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刘少奇就这么垮了。刘少奇死时白发一尺长,化名刘卫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个党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实际是老乡,在湖南的两个“冲”——韶山冲与炭子冲,相距不过60华里。毛泽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文革”初期,刘少奇也曾经想过要用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1967年8月5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人在乎什么宪法。批斗照样进行。

说到违宪,网上盛传毛泽东于1961年在秦皇岛的一个中共高层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这样谈起过宪法: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

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虽然是网传,但依毛泽东的品性是完全与之相符的。

说到宪法的问题,中共从未给宪法应有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中国,老百姓只知有党,不知有宪法。百姓已经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由国民变成党奴了。中共治下,宪法就像晚清时的光绪皇帝,不过是个摆当,真正管事的是他娘。中共不仅违宪,连它自己的党章它也从来不当回事。比如,中共“六大”于1928年召开,“七大”则是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的,中间相隔了17年,而“八大”是1956年召开的,中间隔了11年,“九大”是1969年,中间又隔了13年。为什么不按党章规定的时间召开代表大会(党章规定一届任期为三年)呢?是因为毛泽东总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召开,好让自己十拿九稳的当选或连任党的主席,1945年是如此,1956年也是如此。按照党章规定“九大”应该在1961年举行,但61年正是全国挨饿死人的时候,饿死了4千万,凄惨的现实正在为彭德怀的正确作证,如果这时候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就要下台,所以就不召开,无限期地推迟,直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九大”时无人竞争又一次当选了主席。

不仅是代表大会,届中的历次全会也全凭老毛个人的兴趣。例如,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领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6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11个月。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按毛的意愿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什么时候达到毛的目的了,什么时候散会,否则,会就一直开下去,永远不结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正因为如此,专制独裁的毛泽东对“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才非常困惑,他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毛泽东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国主席刘少奇可以不经任何手续而被随意打倒批斗致死一样。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早在《延安日记》中就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违反党章这样的大事,没人管,没人问,没人监督,在党内哪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不仅是中共,朝共也是如此,1980年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一拖就是30年,2010年冬天,金正日要向儿子交权,需要走走程序,披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就开第七大了。2011年6月6日,召开了时隔30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专制、独裁、极权的共产党!哪还有什么规矩、原则!

中共的阴险毒辣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十一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其实什么“路线斗争”,愚弄百姓而已,全都是头头们的争权夺利,每一任都否认前一任,每一任都要走新路,过去的都错了。共产党的“斗”,不仅体现在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国外斗、国内斗,也体现在窝里斗。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整得多少人生不如死!大量的罪恶直到今天还被掩藏着。怀疑一切,无情斗争,是贯穿中共整个党内斗争的主线!

几乎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案都平反了,不平反的都有特殊原因。而所有平反的冤假错案全都是栽赃陷害,采用的都是极其流氓卑鄙的手段。林彪、“四人帮”不能平反,一平反没人给“文革”顶罪了,毛泽东就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待了,共产党不倒,黑锅就要背到底。而其实,无论是林彪还是四人帮,他们不过是执行者,真正的责任者在毛泽东,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作为中共的魁首,没有毛泽东允许,哪个高级干部可以随随便便地被打倒?哪一场运动可以任意地进行?

毛泽东及中共制造的冤假错案太多了,无辜的冤魂太多了。毛泽东死后不久,太湖每到夜间就响起全国各地不同口音的冤魂们的哭诉,讲述的都是土改、镇反、反右、三年“大饥荒” 等时期的冤屈事实。公安部门曾进行过录音,把冤魂们讲述的事实发到事发地进行核实,结果证实所言不虚,令人十分震惊。消息传到高层,间接的引发了高层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当时胡耀邦、赵紫阳、陈云、习仲勋、万里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党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一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达文件,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陈云当场拍板:“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错案包括王实味、许继慎、段德昌、何笃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后来,中共认为此事对自己比较负面,多次派部队于夜间以机枪扫射、手雷轰炸,但也无济于事。再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化,太湖闹鬼之事才渐渐平息。

对“文革”这样一场闹剧,从上到下也有不少人是清醒的,甚至是反叛的,如遇罗克、张志新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她在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郭世英是诗人郭沫若的儿子,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这种即使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与质疑,在当时注定不会有结果。他们的小组后来被打成反动组织,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还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当时年仅19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9月24日,她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 DDT杀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成,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銹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绝后的祸国殃民运动,“文革”结束后,不少党内外人士,积极倡议中共当局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纪念告慰逝者、警示后人,引以为戒,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巴金率先提出每个知识份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甚至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在1980年4月于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因此,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记“文革”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但中共就是不应允。有学者为此而感言:我们知道,一个不敢铲尽罪孽的民族是缺乏勇气的民族,一个不想反思罪过的民族是欠缺良知的民族,一个不能直面丑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201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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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7 2: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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