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铁矿的玩命活
洗练场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我们这支劳动突击队接受了运送铁矿石的任务,转战在通往炼铁厂的马路上。沿着丛林西北面的山崖,一条四米宽的公路蜿延着向上,那上面是著名的海孔农场,山顶的右方,隔着一道万丈深壑的陡峭绝壁上,一个天然的巨大的山洞,隐藏在山峦奇峰之下。山洞的后面有一片巨大的开阔地,据说这便是抗战时期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依凭着这个天堑,靠它上面的奇峰掩蔽驻守的地方。
马路左侧相距两里距离,在那山洞略低的地方,便是今天正在采掘供丛林铁厂的小铁矿。矿工们住在临时搭起的一排工棚里,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带职的工人,也有才开始学的农民,他们用镐头挖掘,再推着矿车,将矿石运到铁轨尽头一个露天矿石场上堆放着,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些堆放着的矿石,运回丛林铁厂的高炉旁。
我们将人分成两组,一组将矿石从采矿场挑到马路边,另一组从马路边将矿石一车一车的运达小高炉边,配置给我们的工具是箩筐,扁担和三人一部的人力木板车。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卡死的,必须保证小高炉生产所需的铁矿石供应,
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还增派了重庆市财税系统的二十多个人,加入我们之中。经过分解和计算,每一个人挑矿石的重量,和人力木板车每车的重量都有定额规定,完不成任务是不准收工的。
我被分配在人力车大组。我们这架人力木板车上还有江远和袁如。袁如身材微胖,是一个口才利索,性格开朗,处世大胆而又精明过人的女孩。饥饿的折磨对她并不是一件难以克服的事,她的心中在想些什么无人得知。
拉车运矿,重车上坡是最吃力的,重车下陡坡又是最危险的。为了完成每天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一车都必须满装满载,从车胎压下的弹性变形估计每一车都不会少于一千斤,好在去海孔铁矿上坡的路是空车。运回矿石基本上一路下坡,只有在抵达小高炉才有一段大约五十米的缓上坡路。
三个人驾车,上坡时驾辕的中杠必须掌好车把,肩上勒紧套绳,拉长颈项,埋头用力的跨着碎步,呼着号子,以便让两边的“飞蛾”按号子的节拍,保持三个人步调和用力一致,将板板车一点一点向那山头上拉,到了装矿石的地方。连汗水都没有擦净,便赶紧装上满满一车矿石马上离开。
重车下坡,中杠又必须死死的用两臂抬着车杠,以保证车尾下部的刹车着地刹着下行,两边的飞蛾要死死的拽着缰绳,控制着车速,以免冲刹失控发生惨祸。就这样晴天顶着骄阳,下雨迎着狂风,起早贪黑,完成交给的任务。
我们三人中因为江远的个头最大,他担负的中杠次数也最多。因为有袁如在一起,说笑的时候,常常冲淡着劳累和苦闷。
有一次江远对袁如说道:“我们这个车啊,天天在演骆驼祥子。”“怎么讲”?我问。“我演祥子,袁如就扮演虎妞,怎么样?”江远挑衅道。
袁如毫不示弱回敬道:“那我就不拉车了,你养得活我吧?”停顿片刻她接着说:“老实告诉你,虎妞喝的燕窝人参汤,穿的绸缎绫罗,祥子喝的五加皮,吃的涮羊肉,你江远怕是看都没看过,想都不敢想呢。”这话里尖酸刻薄,带着刺,谁叫江远得意忘形。
我想倘如老舍见到我们这样子,那么他必会摇头叹息:“怎么了?中国的大学生,就是这般的苦力么?待我有机会也写上一本‘丛林沟’来。”
他今天若在这里目睹没命飞奔的人力车,恐怕会叹息,小说中描写的旧北京底层人物,竟让今日的大学生们羡慕不已,因此要停止骆驼祥子的出版了。可惜文革中他跳了昆明湖,这就是历史对现实的嘲弄。
然而,江远用手捂着嘴巴,意思说打住,说话出格,会惹祸的。
“嘿唷!嘿唷!”山谷里回荡着沉重的号子声,汗水顺着脚弯洒在烈日烤得烫脚的马路上。
有一天,上午十点钟,我们拉着空车跑第二趟的时候,刚刚拉进一个山弯的僻静处,江远把车停下来,对我说道: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到山边方便方便,说着便朝路边草丛里走去。我和袁如把车停隐在那里等他,等了好久,后面的车都过去了几趟,还不见江远露面,袁如着急起来,咕噜着“今天我们的任务完不成该怎么办?”
那草丛还不到十米远,我顺着那个方向找去,走到崖边向下看,下面是一个只有宽两米的土坎,种着红苕,只见江远正用随车带的一个铁铲,紧张在挖,边挖边用手抹去还没长成熟的红苕带的泥巴,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一切我都明白了,江远是挖红苕的老手,从白果运坑木开始,全仗着公社地里的红苕解了他不少困难。
此时相对审视,下乡一年多,我们已面带菜色,毫无年轻人的朝气了。
运送矿石的那一段日子,经常晚上做梦,梦到我们所驾板板车正从那山上腾空飞下。马路边写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的标语牌,一刹那变成了一些巨大的石碑,突然一声巨响,那石碑群从上到下,一个接一个紧跟着我们的板车向我们倒下来。
我们无论如何的飞奔也无法躲避,最后那些标语像咒语般的悬在空中,发出一片魔鬼般的怪叫,在一片天昏地暗后,我们的板板车被这塌下来的巨碑压在底下!。
奇怪的是,那板板车像一块钢铁一样硬撑着这堆石碑,使我们能存生于它垫起来的逢隙之下,免了一场“肉饼”之灾。当我们从那夹缝中战战兢兢钻出来,却看见那王怀寿不知什么时候,叉着腰虎视眈眈地站在我们面前,吼道:“算你们的命大!”
真的,我们真的把自己的性命紧紧地撺在自己手心里,撺得紧紧的。
真的,从回到丛林的第一天开始,我们便开始了新的灾难。
王怀寿心里十分明白,他所管的几十个人中,已经渐渐觉悟到自己的处境,他们已对学校复学的诱惑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诺言产生了怀疑。杨治邦案已经给了他第一次信号,现在,难免不会引起连锁反应。
虽然他每天牢牢控制着像雷尧、王山这一类迷信极强的学生,试图把握着每一个人。他明白,现在要凭学校反右那一套办法,恐怕难以控制这些被生活一步一步逼向反抗的年轻人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