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07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关于汶川地震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黑幕重重，太多真相被掩盖。二零零九年三月已时隔300天之久，全国两会期间，四川一副省长答记者问时，仍称死亡学生人数未统计出来。都300天了，试问哪个校长不知本校的学生人数，哪个县的教育局长不知本县学生的总数？学生又不牵扯外出打工，数一数剩下的，其他不就是死的吗？还有什么难统计的？！后来将近一年了才公布死亡学生五千三百人。在发布的所谓死亡、失踪总数八万七千人中，五千人连个零头都不够，而下午两点半左右，农民多在田间劳动，居民也大多不在室内，多家军工企业提前得到地震预报工人没有上班，正是绝大多数学生在豆腐渣教室内上课的时间，会只有区区五千三百人吗？！为什么阻挡民间人士的调查？为什么要把调查死亡学生数量的维权人士投入监牢？据二零一零年四月八日中国日报网报导，汶川大地震造成重灾区有3339所学校需要恢复重建，全省(包括非重灾区)受损学校13768所，需要恢复重建11687所。需要恢复重建说明地震损毁程度相当严重，这样的学校11687所，每所学校死1个人，总数就是1万多，远远超出官方公布人数。仅一个北川中学六至七层高的主教学楼塌陷，正值上课时间，21个教室里师生逾1000人，除个别逃生外，大部分被掩埋在瓦砾堆中。汶川东南50公里的洛水镇中学，400名师生被活埋，其后救出100人，但仅有5人生还；都江堰市聚源中学教学楼倒塌，初二、初三两个年级18个班、900多名学生被埋在瓦砾堆下。一个叫五福的小镇，其它建筑都没倒，倒塌的只有一座小学，200个孩子在此遇难。一位家长边哭边说：“这简直像一个屠宰场！”“孩子们一堆一堆的……都是尸体。”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在回答遇难学生家长“独生子女以后的问题怎么办”时说，“这次德阳死亡的学生是3000人，3000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个德阳市就3000人，而比起汶川、北川所在的阿坝州、绵阳市，德阳市算不上重灾区。不难想见死亡学生的实际人数会有多少。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导，“五•一二”地震发生后，清华大学组织相关专家会同西南交通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有关专家，先后分三批开展建筑震害调查。调查组撰写的《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分析》报告显示，震后被损毁至无法修复的房屋比例，学校建筑是政府建筑的4倍多。震区的学校建筑主要以砌体结构为主，而政府建筑多用框架结构。为此，网民愤而写出了《纳粹都不如》的短文，痛斥官府与校舍的鲜明对比：同在一片蓝天下，“学校的教学楼偏偏就塌成了废墟，而政府大楼却高傲地耸立。”同样是地震，当年六月十四日日本也发生7.2级大地震，没有一名学生死亡，没有一间教室倒塌。日本甚至还把学校作为民众避难所。汶川地震后日本还吸取教训，对校舍进行了加固。同样是校舍，大陆所建大多数是豆腐渣工程，而以促进中国教育为宗旨的香港慈善机构“苗圃行动”在四川震中阿坝州所建6所学校，因严格的监督及分期付款方式，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没有任何学生伤亡。德国建筑防震研究会会长、亚琛工大建筑系米斯库利斯教授对汶川大地震多处校舍坍塌，众多学生丧生表示，这的确是一桩丑闻。按规定，学校、医院、消防队的建筑应当是最坚固的，因为这些都是对公众特别重要的场所。“在各项建筑标准里，学校都必须达到最高要求。换句话说，如果普通住宅要能承受500年一遇的地震，那么学校就必须能承受1800年一遇的地震。而且，学校建筑往往是低层建筑，即使发生大地震要避免严重损失其实也并不困难。”
二零零六年，广东省地震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发生同等破坏性地震时，美国的人员伤亡大体上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的人员伤亡约是日本的10倍。”其实，何止10倍、100倍。如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兰德斯市地震，7.3级，仅一人死亡；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台湾地震，7.1级，死亡2人；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日本一县发生地震，6.9级，仅11人死亡；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六日，日本宫城县地震7.2级，无死亡；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岩手县7.2级地震，死亡10人但无一名学生；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七日，智利8.8级地震，死亡少于1000人。中国的唐山大地震遇难者官方说24万人，民间说翻番都有；四川大地震遇难加失踪官方称9万多人，实际人数肯定更多。
官方曾多次承诺，将对地震中暴露的豆腐渣工程，进行查处。但时过两年也无官方的正式消息和数据对外通报，外界也从未听说过有相关责任人依法受到惩处。相反，中共的地方当局在极力掩盖。前来救援的国家地震救援队队员都难抑愤怒：“混凝土里全是铁丝，根本不是什么钢筋！”而当记者问及绵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地震中倒塌的学校教学楼存在“豆腐渣”工程时，负责人却回应称，“教学楼是豆腐渣工程的说法根本没有依据”。记者再问“为何被网络媒体评为史上最牛的希望小学——汉龙希望小学却在地震中没有倒”时，负责人拒绝回答。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在举国上下为汶川大地震灾民揪心垂泪即将过去黄金救援72小时的关键时刻，成都市人民政府却忙着搬进了花费12亿巨资建成的“世界上最豪华办公楼”。而伤亡惨重的聚源中学等学校教学楼一直是危房，往上报告了，却一直没有钱加固维修。据《北京日报》：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数千（6500所）校舍倒塌。有钱建超豪华办公楼，却没有钱加固处于地震带上的学校危楼。这就是一贯标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德行！而且四川维权人士谭作人因调查地震“豆腐渣”工程及学童死伤惨重真相，被共产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判处5年有期徒刑。山东志愿者常向乐，因在中央领导人视察灾区时向其说实话提了建议，被江油市拘留10天，后因志愿者和当地居民辩护，公安才将其释放出来。但后又转往山东临沂拘押至六月六日才终获自由。四川省所有学生家长告豆腐渣工程的案子，各级法院统统拒绝立案。同时，网络媒体全面封杀相关信息，一段时间，某些知名网站甚至连“豆腐”、“渣”都发不上去，“豆腐渣”要改成“土豆渣”才行。
更让人震撼的是，5．12四川大地震三周年之际，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基督徒民主党30多位成员五月十一日（北京时间五月十二日）在纽约曼哈顿举行新闻发布会，披露该团体一组成员历经二年多的5．12川震调查结果：导致四川受灾严重的因素不只是汶川地质上的地震，还有来自北川的地下核爆炸。该团体提供的五百多页调查报告，披露了大量事实：5．12川震后仅数天，大陆民主人士郭泉在博讯网站首先提出疑问，要求中共发布灾区核设施安全报告。郭泉在一封公开信中还列出了四川核基地的一系列单位名单。两周之后，郭泉被捕并被关押至今；美国《博讯网》发表陆士坤的文章，题为《5．12地震引起地下核武器连环爆炸》；五月二十七日，《大纪元时报》刊文《中共核武库在5．12地震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并登出中共防化防核部队在北川灾区消毒的照片。四川作家谭作人在网上发表《龙门山—为北川遇难儿童作证》一文，揭露5．12震中在北川，而不是汶川。指出中共命名5．12汶川大地震是指鹿为马的阴谋，目的是遮盖5．12龙门山地震真相。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因编书揭露北川核爆炸真相被逼自杀。该新闻发布会还展示了核爆炸后遗症的相关证据：北川130多名孕妇腹中胎儿死亡，都江堰几十名孕妇怀死胎；北川灾区的猪群在震后13天免疫力急速下降，发生群体猪瘟；灾区部分幸存者灾后大脑部分区域丧失功能；北川道路和电杆全部被毁。但是，唐山八级大地震，道路和电线杆完好无损；余震中坝下乡灾民一晚上手拉手，人被震动弹到空中一米多高；中国地质局的地质报告证实地震中出现“泥石液化”，只有核高温才会引起泥石液化。等等。中国基督徒民主党主席施先生说，各种资料显示，北川受灾，更多的因素是由核爆炸引起，而不是地震。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副主席黄女士说：“像日本的核危机，是透明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避免被核污染。而在中国四川，民众被剥夺知情权，身处危险而不自知，所以，我们基督徒把很多人不敢讲的真话讲出来，揭示这个罪恶，也让人们知道中共的邪恶本质。”
二零一零年奥斯卡最佳记录片提名是《China’s Unnatural Disaster: The Tears of Sichuan Province》，中文名是《劫后天府泪纵横》。这部总长39分钟的记录片记录的是汶川大地震的震后惨景。地震造成大量校舍倒塌，孩子们被压得血肉模糊。地方当局千方百计阻挠家长们要求查处豆腐渣工程的行动。家长们上访，姓蒋的书记下跪阻挠，记录片都有记载。然而这部片子注定不会在国内见天日。网络上所有该片的视频统统被“河蟹”。在关于奥斯卡奖的大陆媒体报导中，也是只字未提。有的是什么呢？是反映如何抗震救灾、歌颂丰功伟绩的电视剧《震撼世界的7日》，以及各类巡回“英模报告团”，甚至吟出了“纵做鬼也幸福”的歌谣。拿着百姓撕心裂肺的痛苦当戏唱，把灾祸作为往脸上贴金的绝佳机会，发国难的政治财！就像那俗话里所说的，“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地震后的五月十四日，德国《明镜》周刊在线刊登头条评论文章，直言中国政府“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中国领导层对地震做出的反应是：总理像一个消防队员一样急切地赶往地震灾区。共产党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的危机处理结束在西藏危机之后的国际孤立。从来不无的放矢的中国官方媒体充份利用了这次地震，用习以为常的政治口号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
关于钳制言论自由
建政六十年来，中共一直奉行愚民政策，把百姓当傻瓜耍弄，想怎么耍就怎么耍。一方面利用其控制的媒体，大树特树自己的伟、光、正，以宣示其如何合法、正统；另一方面不惜血本，堵塞言路，封锁真相，禁止人民发声，务要把人民训练成只会听党话的便于统治的瞎子、聋子、呆子。卫星满天飞，却严禁百姓安装物美价廉一次安装可多年收看的卫星地面接收设备，必要每年缴费统一收看由它审定的假大空有线节目。强封网络，花费巨资打造金盾工程，强制经销商在电脑上安装特务软件“绿坝”，开发网络身份验证系统，对网站管理者和留言网民实行实名注册，其目的都是为了控制资讯网路，不让人民看到真相。打开电脑网络，所有不利于中共的网页统统“找不到服务器”，能打开的一概不许评论，有评论的全都是花钱雇佣的“五毛党”胡诌的无关痛痒的废话。
二零零九年年底，因国际上多家法庭对中共高官江泽民等人迫害法轮功宣判有罪，中共对网络的封堵更是到了疯狂的程度，全国数十万个网站被强行关闭，安徽甚至出现整个省都断网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中共却蒙骗世人就说是扫黄打非。甚至就在谷歌事件发生的第三天，还装模作样召开了第23次全国“扫黄打非”电视电话会议。但会上，中央外宣办副主任钱小芊阐述的二零一零年网上“扫黄打非”工作总体思路中很重要的一点却是：确保网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由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共同调查结果显示，中共在反色情的幌子下，色情网站的被封锁率仅为10%，包含反共主张的占60%，《九评共产党》是95%，而正面报导法轮功的信息则高达97%被封锁。针对中共钳制网络自由的劣行，美国政府提出批评，但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与国新办发言人异口同声的表示：中国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反而倒打一耙敦促美方尊重事实。
十五年前的克拉玛依大火，诞生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大家都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所有在场的官员全都安然无恙，所有参演学生却全部陷入火海！最后，325人死亡，全是教师与学生。其中288人是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36位教师。遇难教师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殉职。关于这次大火，香港独立制片人徐辛制作了一部长达6个小时的黑白记录片，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但这部片子注定要与汶川地震后的那部记录片同样的命运，不会在中国大陆上映。
二零一零年两会期间，一位媒体明星委员曾因以爱国为由不投反对票问题遭网民炮轰。由此牵扯出另一位奶奶级别的代表，二零一零年高龄八十多，自从有人大，就一直是代表，11届，56年，从来是举手机器，没有投过任何反对票和弃权票。她说党叫投什么票就投什么票。据《南方都市报》报导，二零零九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编辑的《委员出席缺席简报》透露，二零零九年两会，经济、文艺界委员缺席空前之多。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应出席委员2235人，缺席252人，其中84人没请假。第三次全体会议缺席委员更增加到301名，其中103人未请假。他们拒绝与会的理由是“两会只让歌功颂德”，“代表与胡锦涛座谈只能念事先经过审核的发言稿”。
那个《新闻联播》每天提到的就是有数的那么几个国家。世界之大，全球联合国会员国近二百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大事，没有值得报导的事情？岂止是它提到的区区那么几个国家和地区？很多国家它从来就不涉及，而那个台湾的阿扁贪污腐败，不厌其烦，几乎天天说。难道台湾去了阿扁就没有其它事可说了吗？它不就是为了让百姓觉得共党贪污其实不算什么，其它地方更腐败吗？不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吗？人家阿扁退下来，政府可以晒一晒他的家产，江泽民退下来你共党敢吗？江泽民出卖国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不比阿扁贪污几亿元台币值钱吗？江泽民贪污的少吗？你为什么不向全国百姓说一说？菲律宾现任总统阿罗约还没有离任，总统候选人就公开宣布任职后要对现任总统进行腐败调查。你中共敢吗？中共的小兄弟极权统治的朝鲜，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可称世界之最，你什么时候报导过？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香港50万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港府执行中共限制港人自治的第二十三条恶法；二零零五年四月胡锦涛访美，在白宫南草坪法轮功学员王文怡女士向胡锦涛喊话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近几年，中国国家及省级领导人出访屡遭法轮功学员劝止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国几乎所有驻外使领馆门前持续多年的法轮功学员长年坚持静坐反迫害；中共有组织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的罪行；江泽民及众多中共高官被全球几十个国家法庭判决迫害法轮功有罪；奇书《九评共产党》传遍全世界，引发“三退”大潮轰轰烈烈，超一亿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等等。这许多具有国际影响甚至重大国际影响的大事，中共的喉舌无论是央视还是《人民日报》，还是人民日报穿了马甲的《环球时报》等各大媒体，什么时候报导过？你不是整天喊着“实事求是”吗？你的中央机关刊物不是叫《求是》吗？以上例举算不算“是”？你为什么都隐瞒不报？！
所以现在不少每天都在看新闻的人，自以为天下大事什么都知道，实在是很可悲。他哪知道那些东西都是中共有意让他知道的，中共雇佣了50万网警控制全国的网络，不让他知道的从现有媒体上永远都看不到，被中共骗得如此可怜却浑然不觉，被中共卖了还帮它数钱，数得还那么认真。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已经被中共的洗脑宣传愚弄的只剩了一根筋，简单而单纯，大脑被邪恶的共产邪灵控制得已分辨不清正邪、真伪，每天浑浑噩噩的不自知，还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过得挺好。
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用疏导的办法。中医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一味的封堵只会形成一个个堰塞湖，直到最后不可收拾。民间有本《九评共产党》在传，为什么不敢公开回应？为什么不敢把《九评共产党》，或者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印发全民让人民批？以往动不动就揭批，现在为什么都装聋作哑不吭声？当年气势汹汹揭批法轮功的劲头哪里去了？《九评共产党》发表都六年了，在民间几乎家喻户晓，但人们不仅没有看到共产党的一篇反驳文章，所有的中共媒体都不见《九评共产党》的踪影，就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不仅是《九评共产党》，汕头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了一本《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全是从中共四十年代创办的两大报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以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言论中选出的，刚一出版就遭封杀。这当年国民党都没有查禁的言论，几十年后却被自己查禁。明明是自家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封杀？让我们摘录几段以飨各位看官，也一并解开这个谜：
《历史的先声》开篇第一句话：“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毛泽东，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答中外记者团谈话）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新华日报》社论，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刘少奇，一九四零年）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一九四四年）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社论
“悲愤的是……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过，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遗。”——《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着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新华日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
“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现在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在这方面都还没有划清。对于军官训练，军队在办，政府在办，党也在办，中央训练团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是党国，不必再说，今后政府改组，就应把军党分开。”（周恩来：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要同时进行，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全明白了。原来是害怕自己的老底被揭穿，所以才拚命捂着盖着不让人知道。五十多年前的“庄严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今日之中共比起当年国民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知要严重过多少倍！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的共产党会成气候，为什么那么多国统区的青年要投奔延安，如此蛊惑人心的谎言，要不上当也难啊！
中共说国民党如何一党专制，百姓没有自由，但国民党时期出了一个鲁迅却是不争的事实，骂国民党的文章都编成了书，且一本又一本的出。那郭沫若也是，反国民党的文章一篇篇的发，还照样当他国民政府科学院的院士。而当今中共的治下，有谁见到过媒体上那怕一篇公开反对中共的文章？共产党骂国民党专制，但国民党却允许中共《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你中共不专制何曾允许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在大陆公开发行过？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在上海与36位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毛的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问毛：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九八九年北京学潮期间，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中，一些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令全国为之震惊！但是，随着学潮的被镇压，一切又照旧。二零零六年前后，最敢于直言、最能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主编被撤免，勇于揭露时弊的《南方都市报》总编辑被撤职，立意清新、角度独特的《新京报》被整肃，万马齐喑中唯一的一点马嘶声《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被查封，此后，中国的媒体都一个声音——党音。
创造了《百家讲坛》最高收视率、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历史教师”的袁腾飞，因“错误言论”被校方停止授课，责令做出深刻检查。什么“错误言论”呢？他说，“五九年到六一年严重困难根本没有自然灾害。完全就是人灾，就是毛（毛泽东）灾。保守的估计，活活饿死了2000万人，有国外学者统计是4300万人。河南民兵站岗不准农民外出讨饭，讨饭就是给党丢脸，党要脸，农民就不要命，整村整村的人饿死，一九六零年中国人口负增长！城市里都饿死人，更别说农村了。”“文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但问题是：谁有资格说‘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人民有资格说！受害者有资格说！加害者没有资格说！”这是中共媒体中不敢直接引用批驳的两段话，错在哪里？！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真实率非常低。难道不是吗？
二零一零年五月，曾因倡导“三宽”而被迫离任任职仅仅二年的中宣部长，继又因同情“六四”学潮而被迫离开全国总工会主席职务的朱厚泽辞世。这位在思想理论界深得拥戴的知名学者，他的很多文章和讲话都在知识界不胫而走，但直至去世，除了一本摄影集外，竟然没有出过一本以文字为主体的著作。一九九八年，上海三联书店要组织一套丛书，有人约请他也出一本，被他婉拒。这位曾经的新闻出版系统的顶头上司，对中国这个领域的潜规则太清楚了，不想给出版社带来麻烦。生前无著作，成了中国当代思想家的宿命。李慎之这样，何家栋这样，朱厚泽也是这样！为什么泱泱大国60年出不了一个思想家，这不就是答案吗？！文化思想的专制，不允许个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导致全民只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民都要统一到这个思想中去，其结果必然是领袖弱智全民都得低能。武大郎开店，高的通通不行。这样才容易控制，才容易管理。
回顾一下历史，中共建政的六十年，形势最为宽松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文革”的结束，中国人被压抑多年的思想得到了释放，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以及各种思潮雨后春笋般涌现，思想领域颇多成果，著名的电视记录片《河殇》就产生在那个时期。人们有理想，有追求，精神相对高尚，整个社会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劲头。但是，好景不长，从一九八六年开始，邪性的中共又开始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对萌动的新思潮进行打压，最后发展到血洗京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以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份子被迫流亡海外，整个社会重又回到了万马齐喑的失语状态。
中共对言论自由的钳制甚至都输出到国外。被誉为“世界第一秀”风靡全球的神韵晚会，以歌舞声乐诠释中华传统文化，那纯善纯美的艺术境界，穿越时空的慈悲能量，那仿佛来自天国世界的绝尘氛围，使人真正领悟到了什么才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真确内涵。许多人流着泪看完了演出，许多人看完演出病都好了，诸事皆顺。神韵艺术团所到之处，倍受拥戴。人们发自内心的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她。可就是这样一台充盈着正气与慈悲的艺术盛宴，却遭到中共驻外使领馆的极力阻挠，中共的使领馆给所在的各国政要、社会名流写信、打电话等，阻止人们观看。甚至拿出流氓手段恐吓演出场馆取消演出。没想到，中共的破坏反倒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人们纷纷前往观看，一探究竟，到底是何原因让中共如此惧怕一台文艺演出。好几个国家的议员甚至都同时接到劝止，也都亲往观看。到现场一看，大家都来了，风趣的说：“人齐了，我们现在可以开议会了！”
中共控制媒体的目的简单明了，对国际社会，永远不让他们知道这个国度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对内则要让人民因资讯不畅而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丧失分辨事实真相与假象的能力，以致无法形成集体抗争力量。资讯的封锁与高压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连怀疑中共专制统治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更有价值的生活存在。加之中共的红色恐怖统治，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任何异端思想都处于自觉防范状态，自我约束，自我禁锢。
近年来，媒体上频频曝出看守所被拘押人员“躲猫猫死”、“洗脸死”、“喝水死”、“睡姿不对死”、“做梦死”、“抠粉刺死”、“扯野菜死”等等千奇百怪的死法，其实更为黑暗的是中共的劳教所，这个明显违宪的一再被国际国内呼吁多年应该废除的罪恶制度及执行，其中大量隐藏的罪恶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且不说被非法关押的数十万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二零一零年四月，网上以《触目惊心！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为题，披露了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死亡的消息。该男子身高一米八，死时体重只有35公斤。从照片看，完全是皮包骨头，骨瘦如柴，形如骷髅。而羁押时间不过才一年多。但你要上网搜索一下，你会发现绝大多数被封。其它还有“江泽民出卖国土”、“六四”事件、“天安门自焚”以及高智晟、胡佳、陈光诚、刘晓波等6人获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等等，几乎全部被封。对于中共动辄屏蔽网页，北大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形势是比以前更加严峻，控制得非常严，很多词汇都是敏感的，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宣传的东西，还有一些人的名字都成敏感词，所以这种管制是前所未有的。”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对中共的网封目的一语戳穿：“谷歌要求的信息自由，民主国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在中国就不行。试想，只要信息自由流通，多年来用谎言编织的红色帝国神话很快就会土崩瓦解。对金盾工程的巨额投资岂不都打了水漂？”
新闻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不管对民主的理解有何不同，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只有专制。中共建政60年了，至今还没有一部直接规范新闻活动的专门法律。而截止二零零八年一月，中国一共有1109部法律及若干司法解释，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一点不为过。美国管新闻叫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部门”。所谓“第四部门”意思是说新闻有它独立的作用，可以同其它三个力量对等。新闻的这一作用，亦早已为国人所识。早在一九八三年的六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就提出了“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建议。一九八四年一月全国人大根据代表建议向中共的中央书记处正式提出了《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示报告》，并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起草小组，开始《新闻法》的准备工作。一九八七年十月，赵紫阳主政时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但至今这个目标一直遥遥无期。为什么迟迟不能出台？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章先生，曾提到中国的“一个高级权威”说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中宣部一位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更是直截了当：“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对于共产党政权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颇为不解。他说：“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是理？”（《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1948年印行）
历史上，被中共诬为反动军阀的北洋执政府总理段祺瑞却能说出“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的开明言论，不仅说到而且做到。袁世凯死后才一个月，段祺瑞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政府允许被袁世凯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等。正是由于段祺瑞主张放开舆论，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梁启超、梁实秋等文化大家和20世纪中国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而反观当今中共的作为却连一个昔日的军阀都不如。对此，被毛泽东钦定为右派的原中宣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早在一九四七年共产党还未执政时，就敏锐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二零零三年央视曾播过一部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后遭禁播。不少人不明原因。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看到的不是全本，电视剧的最后一集中有孙中山先生的一段精彩演讲被央视“和谐”了。让我们摘录其中几段：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如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利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利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行政’是什么？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治。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与现实稍加对比，就不难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共和，专制独裁又是何等的惧怕共和！
二零零二年十月，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发表首次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和至今仍然固守极权制度的朝鲜为伍，分别列于第138和139位，全球垫底。零八年倒数第六，零九年倒数第八，与古巴、朝鲜、缅甸、伊朗等社会主义小兄弟居一个档次。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一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史评《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该报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查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批示问责，责任编辑被停职；为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弱势群体发声的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经历“被失踪”一年多的折磨后，被迫在官方安排下，通过美联社宣布隐退。之后，又是失踪。五月四日，《商务周刊》杂志因刊载对国家电网公司的报导《国网帝国》一文，被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此前的二零零四年，该杂志曾因一篇题为《争议戴相龙——前行长天津新政》的报导，而被停刊两个月。五月十二日，山西疫苗事件尚未宣布官方调查结果和处罚结果，但因刊载《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一文，引起社会对疫苗问题广泛关注的《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包月阳却先被免除职务。五月二十日，重庆市奉节县红土乡大垭村村民唐琳，因为食用三鹿奶粉丧命的儿子维权的QQ群中的发言，被指“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被判劳教一年。自五月起，拉萨警方对打字复印业实行严格的实名登记制度，甚至对资料复印也实行实名登记。所有反映大陆历史真相的著作只能在香港和海外出版，出版后在中国大陆无一例外地统统遭到查禁。《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网上通缉。八月六日，《瞭望东方周刊》和《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吉林桦甸市因水库垮坝导致5座村庄被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人数至今一直不详）的特大洪灾，遭当地警方扣留调查，并被删除照片和录音。湖南的《潇湘晨报》做了一期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特刊，就因为有个标题叫做“天朝灭亡之前，利益集团丢尽了他们的脸”，总编和编辑就都被免职。更有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公开出台违宪的意见，规定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国家法律法规等错误言论，对学生确立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造成不良影响的教师将被解聘。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如何能算自由？！中共的新闻发言人却言之凿凿的对全世界宣称中国人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甚至是“正在享受着五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自由”！公然撒谎撒到如此程度！
但是，它是流氓无法无天行，你说它是流氓无法无天就不行；它是党国、党天下行，你说它是党国、党天下就是反党。什么都可以反，就是不能反党，党就是天王老子！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