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春节‘同乐’(1)
从监外不断涌进来的新犯口中知道,大饥荒像洪水般肆虐着老百姓,大街上抢粮店,抢食堂甚至抢菜店的事层出不穷,农村中抢粮仓,攻打县武装部,县政府等以往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终于出现了。特别令当局吃惊的是,这些“反革命暴乱”的头目,竟有中共的地方干部。
当局比任何时候加强了防范和镇压,监狱不断爆满,刺刀下“下水道” 密如蜘蛛网,就在这种背景下,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噪,渐渐从广播中,报纸上消声了,而我所在的监狱工厂也不知从哪天开始,恢复了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制。
也记不起从哪天开始,铸造车间就停止了化铁炉,生产那些苏联式的机床床身停止了。那些堆在院内进行时效的铸铁件,也许就永远堆在那里无人过问了。直到1963年春天我离开时,被废旧公司用卡车拉走,我想他们多半同丛林铁厂的废铁,落得相同的命运。
所幸的是我们终于再没被驱赶,日夜不合眼的连续二十小时“困战”,同时也再没那么多废品纠缠我们。自从对唐元三人斗争会结束后,一段时间就再没开这种令人困倦的“疲劳”会了。
尽管我们仍在这铁丝网中,被刺刀比着,穿着囚衣,每顿依然是半罐杂粮一瓢菜,过着牲畜般日子,但精神压力明显在缓解,三年毛氏疯狂的三面红旗消失了。政府官员也公开承认国家很困难,尽管在为暴政作掩饰。
196年春节。我们所在中队准备监狱联欢晚会场地。分队长说话的口气,相对缓和了好多。我第一次听到他对这些劳动力们讲出“辛苦了”这句话。他说国家很困难,厂部正在考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剂和改善大家的生活。
并宣布春节以前提前三天,各车间停下生产,打扫清洁,特别清理,被电焊工的焊机和工具零件堆得乱七八糟的“戏台”。
传出消息,川剧学校的学生要来我们这里进行演出,演出四郎探母,百宝箱等等传统川戏,并且宣布春节期间一直要放假到初五。在此期间家属来探监的时间和范围都放宽了。
政府如此的“转变”,颇令我们吃惊。
不过,大家都学乖了,有话都咽在肚子里。在这高墙深监之内,告密已成为公开,人们因告密而处处防备。每个人早已习惯了在盘石压迫下扭曲自己的本领,每个人都强忍着饥饿而不说,每个人都对暴政怒目而不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良知紧锁在骨瘦如柴的身躯壳里。对无产阶级专政,既恨又无可奈何,久而久之,人连真善美都分不清了,人性被残酷的斗争磨灭了。像乞丐一样,只要有半罐饭,维持着生命,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吧。我这么强忍着自己的情感,一直忍了二十年!不,一直忍到暴政被放弃和清算的时候。
那时,我仍对我说,谨记着:“冷眼观变。”
我这几年来就是被中共抛之荒野的孤雏腐鼠,像一个过早被人抛弃的孤儿。犹如泛萍浮梗,随着风吹而动,从大监狱而至小监狱,又从小监狱而到大监狱。回想前年春节,我被那鲁召带进监牢时还是那么幼稚和无知,来不及用理性的头脑审视面前这条布满杀机的坎坷路,为半碗囚饭而大闹监房,不可不谓匹夫之勇,直到得了一纸判决书,我才预感到,我是把牢底坐穿的命。
只是每逢“佳节”,都难免勾起我对苦难亲人们的情眷。顾复之恩,无以回报。我至今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在高墙之内,离他们也并不远,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他们我的下落,因为,倘若我见到白发苍苍的外婆,驼着背,柱着拐杖由我的弟弟扶着,隔着铁窗与我相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老人家?
看到同一监舍的人被唤去接见自己的亲人,抱回一卷草纸,一联肥皂,知道那是妻子或老父母的一片心。这年月得到这些东西多不容易啊!看着归来者眼角里留着刚刚淌下的泪痕,不免替他们感到伤怀。
其实,我早已习惯了孤独的生活,没有肥皂,我的衣服就从此不用肥皂洗。没有草纸,我用惯了废纸,这些小困难怎能算一回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