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2月22日讯】我们敬仰的作家王若望先生（1918年2月4日－2001年12月19日）离开人世已经有整整十个年头了，他那威武不屈、刚毅凛然的形象时时萦系在我们心头，令我等后生崇敬不已。每当我怀念先生的时候，就想起于1986年春天的某一日，我前去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成都路附近的一所学校里，听王若望先生上文学创作课的情景。
我的好友小俞是一位文学业余爱好者，他报名参加了静安区鲁迅业余艺术学校的文学创作课程。小俞的课程安排中有王若望先生讲授的文学创作的内容。而我并没有报名该学校的课程，不属于该校的学生，但是我久慕先生的大名，欣赏先生的文采，更为先生的刚毅威武精神所感动，在小俞的建议下，我也想来听听先生的讲课，想目睹一番先生的风采，想成为先生的粉丝。于是，在一个春暖蝶舞、花蕾含苞的日子里，一个祥和的晚上，我决定与好友小俞一起出席先生的课程，我就算权充一位临时的旁听生吧。
对于这天的课程，学生们都知道是由王若望先生来授课，所以大家都早早就赶到教室，预先坐在自己位置上，静静地等候着先生的到来。快要到了上课的时刻，不知那一位学生站在教室门口外高声喊道：“王老师来了！”，顿时有一部分同学不约而同地起身走出了教室门口，急切地去观望，去迎接，大家看见一辆伏尔加小汽车从外边大马路南京西路上徐徐开进了591弄堂里，然后停在了学校的门口，一位司机先下车，拉开后门搀扶起先生，缓缓下车，在司机的扶助下，先生姗姗地挪动着步子。大家看得出，先生必定是经历了成年累月的牢狱之灾，身体体质大大受到了损害的缘故。先生在课堂中讲课，他丝毫不提及自己许多年来所受的种种非人道待遇，这正是先生豁达人生、高尚德性、英雄品格之所在。
时隔二十五年半，我今天依稀仅能回忆起少许些讲课要点。
1986年的春天，可谓是“早春二月”，昨暖还寒，那时候，“清污运动”结束还不久，中国的文艺界犹如经历了一场大的风暴，是文革浩劫之后又一场新的文艺洗劫，赤化分子以“卫道”的名义对文化事业进行大肆摧残。先生的那堂讲课内容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那种余威犹存，即“反自由化”的令箭时时高悬着，我们的“老运动员”王若望先生勇气可嘉，不管什么风暴级别，他总是迎着风浪打头阵。
风暴过后，雨后春笋般地崛起的是，中国思想界的空前活跃。爱好自由的人们深深呼吸着新鲜的思想空气。当时，以李泽厚、刘再复为首的中国哲学社科界正展开研讨人的主体性价值的风潮，大大波及文艺界。为此，先生驳斥了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中国意识形态主流的教条，譬如，文艺是“生产劳动反映论”，说什么“文艺必须劳动生产实践相结合”，“服务于工农兵大众”等等陈腐、俗套和教条，而先生说，文艺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与生产劳动的实践性质相区别，应该是创作者本人的主体意识的内在自由的流露。
春江水暖鸭先知。先生正是以先知者的姿态，欣然接受“改革总设计师”赐予的“封号”：“自由化老祖宗”，大力传播“资产阶级”的自由理念，好让“无产阶级”从“朦昧、迷信、崇拜、盲从”等“幼稚状态”中解放出来，彰显人的主体性——这就是启蒙精神，对于中国的进步尤显重要。
听了先生所授的课，我受益匪浅。青年时期的我，知识阅历及社会经历尚浅，懂得的道理并不多。我明白了，自由的真谛就是要确立起人的主体意识来，应该张扬彰显之。
王若望的可贵之处，不在于掌握的理论知识有多深厚宽广，而在于先生以其整个生命的真诚实践投入到自由的索求之中，去执着地体念自由，坚定地捍卫自由主义的理念，尽管换来的恰是身体的极其不自由，但是却赢得了至上的心灵的自由——最为接近于那个崇高的自由的本身——上帝。他在整个中国知识份子群体中确是一个罕见的异类，他像一座灯塔、一个航标，照亮、指引着几代中国年轻的有志之士，为着自由而奋进、去拚搏。我作为自由主义的后继者也深受先生的精神所鼓舞。
于美国纽约 2011-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