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4月06日讯】 就在不少中国人因为信仰、对于民主理念的追求而无法自由出入中国之际，一些外国人也享受到了类似的待遇。
据德国之声报导，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于3月31日开始了为期三天的中国访问，但随行代表团却少了原在名单中的德国汉学家史蒂曼（Tilman Spengler）。中共政府以“他不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拒发签证，因为他曾作为颁奖人向中国民主人士颁发赫尔曼-凯斯滕奖（Hermann-Kesten-Medaille），这引起了北京方面的不满。
当然，史蒂曼并非是首例被拒绝入境中国的外国学者。如曾编辑出版《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的汉学家、原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也被中共列入了“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黑名单。
林培瑞教授，早在1989年就成为中国知名的美国教授。后因陪同方励之在“六四”后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而被中共当局视为“眼中钉”。不过，由于中共当时面临着国际上的制裁，因此，在行为处事上还比较低调，是以林培瑞在九十年代初期甚至中期，一直可以进入中国。但是从1996年他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拒入关后，就再也无法前往中国了。
而黎安友教授在李志绥医生的《毛泽东医生回忆录》一书出版后，因书中序言为其所写，因此他无法再进入中国。
以“不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名义而被拒绝入境的外国人还有：
2006年5月8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宣布，展开“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工作。6月2 日，两位调查员向中国大使馆发信，要求赴中国大陆进行独立调查取证。6月23日，中国大使馆官员同乔高会面，对调查团提出的“不受限制”入境调查的要求予以拒绝。
2006年，美国国防部顾问白邦瑞（Michael Billsbury）等多位美国学者拟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被拒，当局声称他们鼓吹“中国威胁论”。
2009年，描述四川地震的记录片《中国非自然灾害》又称《劫后天府泪纵横》的美国艾美奖记录片名导约翰•爱尔伯特(Jon Alpert)与助理马修•欧尼尔(Matthew O’Neill) 申请入境中国的签证被拒，他们受邀参加第四届北京独立电影展。他们所拍摄的记录片记录了在地震中丧失儿女的愤怒家长以及校舍中的“豆腐渣”工程。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没有说明理由，但毫无疑问这是来自北京的压力。
2009年初，英国著名的“绿洲乐队”被拒绝进入中国召开演唱会。外界分析原因是该乐队在12年前曾经为西藏团体演出募款。所有已经购票的中国歌迷被迫退票。
2010年3月，研究新疆问题的日本学者水谷尚子，疑因协助热比娅访日而被中国拒绝入境。水谷尚子指，北京机场入境人员将她拘留数小时后才驱逐出境，但她并不后悔自己所为。
2011年，加拿大汽车工会主席的助手、前新民主党国会议员纳甚(Peggy Nash)原拟参加一个加国劳工、管理和政府三位一体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但其签证被中国驻多总领事馆拒绝。纳甚表示，可能是自己公开就中国人权，尤其是对西藏和穆斯林问题的公开评论导致了签证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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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例子外，还有不少外国记者、人权组织活动家被拒绝进入中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报导让中共觉得出格，不投中共所好，不给中共面子，中共使领馆就可能拒绝给予签证，使其无法到中国采访新闻。2008年，我曾去听过一次大赦国际欧洲某地区的负责人的演讲，后与其聊了会儿天，当我问她能否进入中国大陆时，她笑着说自己早在黑名单上了。
不难看出，被中共拒绝进入中国的人士来自各行各业，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触及了中共当局的痛处：活摘器官、川震、西藏新疆问题、中国人权……而这些不能言说之痛，自然成为了上述人士无法获得签证的理由。如果有好事者想询问具体原因，中共使领馆工作人员就会如此答复：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明白。好一个“一切尽在不言中”！
众所周知，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通常拒绝一个外国人入境基于如下理由：刑事犯罪，或者其正遭到起诉，或者是正有刑事犯罪的嫌疑犯；恐怖份子，或者是有恐怖份子嫌疑的，或者有作案动机的；有移民倾向的。而像中共当局这样仅仅因为质疑和批评就将其拒之国门之外，除了几个独裁国家之外，世所罕见。
而且，按照中共的逻辑，“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人就不能允许其入境，那么，谁来界定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谁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民有这个权利吗？那些被中共认为不是朋友的外国人，批评的恰恰不是中国人民，而正是中共政府，他们不是正因为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切的爱而才这样做的吗？
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所谓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事实上是中共的老朋友）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都倒台了吗？古语有言“物以类聚”，和中共臭味相投的“老朋友”们的悲惨结局是否也在预示着中共的下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