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明综合报道）中共建党90周年前夕，人民网刊载历史回忆文章，曝光宋庆龄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从此为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服务，并从事情报间谍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特务首脑潘汉年评价宋庆龄说：“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文章披露，宋庆龄十分善于做秘密情报工作，直到1949年前，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毛泽东还曾向宋庆龄借款5万美元，害其差点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共产党员和情报间谍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过去近90年来，中共一直宣称是孙中山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人民网今次的文章亦无例外。但是，台湾媒体报道，孙中山孙女孙穗芳曾经指出“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是中共的“造假”，她祖父根本没说过这八个字。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等考证了历史，证明孙中山先生一生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上世纪30年代已成为共产党员
中共人民网6月13日刊载《文汇读书周报》一篇文章，与宋庆龄有半个世纪交情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之子、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周幼马回忆披露说，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苏联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
文章称，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革命”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自己是代表最高方面——苏联共产国际来的，找廖承志问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
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苏联共产国际进行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
文章披露，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把宋庆龄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周幼马说，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另据人民网此前的一篇报道，1927年12月，宋庆龄自苏联返回中国前，与陈友仁到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见，斯大林表示“希望宋庆龄等能早日回国，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据周幼马这篇文章披露，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国际就指导中共进行各种颠覆中华民国合法政府的叛乱活动。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就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每年还向中共地下党提供25,000美元经费。中共红军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是共产国际派去的。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供出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波兰籍的牛兰夫妇。随后，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牛兰的被捕震动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更要命的是，牛兰还有大量的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莫斯科最高层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并派苏共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号称“红色谍王”的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营救行动。
但是，佐尔格用3万美元的重金收买国民党官员后，仅从牛兰那里拿到了一张用俄文写的报平安的字条。在30年代初期，3万美元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看来苏共的王牌间谍佐尔格在中国也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
共产国际指示宋庆龄：“用蒋经国交换牛兰”
共产国际的最高层命令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用扣押在苏联的蒋介石爱子蒋经国交换牛兰。此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严格肃清进行颠覆叛乱活动的中共地下党，中共要人都去了江西，帮不上共产国际。那么，谁有条件去找蒋介石呢？共产国际认为，孙中山的夫人、有“国母”身份的宋庆龄无疑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共产国际政治代表找到了宋庆龄，转达了交换人质的指示后，宋庆龄表示答应帮助，并试探性地表达了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的请求。
文章披露，宋庆龄善于做秘密工作。和孙中山结婚后，直到1949年中共窃国前，在她的名牌坤包里，除了放有口红、香烟盒外，还经常放有一支装满子弹的美制手枪。
文章据此推断，正是在1931年，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在这一年年末突击发展了宋庆龄，为共产国际从事秘密工作。
1931年12月，宋庆龄按共产国际“用蒋经国交换牛兰”的指示找到蒋介石。
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
宋庆龄虽然没能说服蒋介石去交换人质，但使牛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营救牛兰”的委员会，并设法安排狱中的牛兰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还将他们的儿子接到自己家中。
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之时，牛兰夫妇趁乱逃跑。其间，牛兰始终没有暴露过共产国际的秘密，文章说“共产党员宋庆龄功不可没”。
中共上海特务首脑：任何人也替代不了宋庆龄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地下党员。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中共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做宋庆龄的秘书。
中共在上海地下党的特务首脑潘汉年，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据李云回忆，中共地下党由于电台被破获，无法和陕北的毛泽东及中央红军取得联系。宋庆龄帮助找来了张学良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并提供路费，地下党派号称“红色牧师”的董健吾前往陕北，由此接通了上海地下党和陕北红军的联系。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给延安中共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
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
文章披露，宋庆龄加入共产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宋庆龄为中共提供各种帮助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为了躲避日军战火，带着秘书李云由上海到了香港。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始，宋庆龄的工作重点由地下转向公开，继续支持帮助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党占领区的军民。
周幼马说，他的父亲美国人马海德之所以在参加红军半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和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宋庆龄言传身教分不开。马海德在30年代就知道宋庆龄和共产党来往密切：她经常安排“一些人” 在马海德医生的诊所开会，还曾让马海德协助她买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在苏区的中共，并护送中共要员出国。后来，宋庆龄又把马海德送去参加红军，为陕北的中共军民治病。
中共造假称孙中山讲“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中共在过去近90年来，一直宣称是孙中山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人民网刊载的周幼马这篇回忆文章亦无例外地说宋庆龄“依然坚守着丈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信念，并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但是国父孙中山孙女孙穗芳指出“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是中共的“造假”。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等考证了历史，证明孙中山先生一生至死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即“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
台湾《联合报》报道，国父孙中山孙女孙穗芳2011年1月17日在参加捐赠国父铜像给台湾一所大学的揭幕典礼仪式上指出，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宝，台湾实行三民主义，人民生活改善，应继续走这条正确的路，学校也要加强并恢复 三民主义考试；她也批判大陆共产党造假指国父讲“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她祖父根本没说过这八个字。
孙穗芳指出，十年前中共江泽民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和新三民主义的政策下”，事后她还为此写信告诉江泽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空的、虚无的上面”，她祖父根本没有这些政策。
孙穗芳当时表示，国父或许有“容共”倾向，但没有联俄联共的具体文字和政策，大陆的说法根本是造假的。在今年辛亥革命一百年，也是“中华民国一百年”，孙穗芳说几天后她见马英九总统时，要把这些重要文献和证据献给马总统。她的著作国父纪念集网络版在1月18日上网。
另据作者瞿咫在人民报发表的相关澄清文章，著名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等考证了历史，证明孙中山先生至死只有一个主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即“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
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苏共顾问鲍罗廷为中共编造出来的所谓“新三民主义”。
辛灏年先生在2006年以大量充份的史实说明中共是如何一步步将国父的“三民主义”改换成苏联顾问为中共制造的“新三民主义”。
在抗战开始时，共产党说“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
但在毫无言论自由的延安，毛泽东放开胆量否定了国父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宣称：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