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报导)“六·四”22周年前夕，为严防民间集体悼念活动，中共当局对各地异议人士的打压和监控全面升级。北京、贵州、浙江、西安、山东等地异议人士相继失去自由。
“六·四”前夕 北京当局打压升级
“六·四”前夕，北京当局异常紧张。赵紫阳前秘书鲍彤突然“被失踪”，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再被软禁，各地异议人士均被公安国保严密监控。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中共赵紫阳的前秘书鲍彤，6月1日晚与太太一起被公安国保从家中带走“失踪”。最近几年“六·四”，鲍彤还可以呆在家中，并可以接受境外电话采访，惟独今年，这位78岁的老人被强行“失踪”。
逾百名的“天安门母亲”日前发表公开信后，陆续遭当局限制人身自由。“这就是共产党，他们简直疯了！”丁子霖说，当局今年对“六·四”的恐慌打压比往年严重，“这说明，中国的人权情况，真的是大倒退。”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告诉大纪元记者说：“昨天(2日)开始，我出门都被监控，有人跟着，你到哪去都有人跟着，不可以和其他母亲见面，不让记者到家里采访，到所谓的敏感地方，当然更不让去啰，打压比往年厉害，丁子霖也跟我一样。”天安门母亲徐玨也称被监控，明确告知不准她去悼念亲人。
对于当局的这种做法，张先玲表示，打压越严重说明它们越来越心虚，越来越不稳固，如果它执政能力很强，大家很拥护它，就不会打压；现在它自己能力不行，别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只能采取打压手段，来维护它的统治。”
近日，北京“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北京异见人士查建国、何德普、高洪明等，也陆续被软禁在家。
查建国说：“今天开始值班了，高洪明、何德普都跟我一样，楼下的警察、警车24小时监控，每年都是这样。6月1日，区国保找我谈话，不能写关于“六·四”的文章，不能够接受记者的采访。每年这一天，我要绝食一天，悼念那些无辜的受难者。”
22年前，“八九民运”的大学生向当局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放报禁、增加教育拨款、提出民主选举等诉求，最后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
查建国表示，22年了，当局的理念和本质都没有改变，只不过随着形势，有时松一点，有时紧一点。一党专制，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这些根本问题一点都没有变化，反而变本加厉。每年“六·四”，你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他们都不允许。
贵州、浙江、西安异议人士失去自由
“六·四”前夕，西安民主人士张鉴康、马育忠、安保林、姜闰生、孙亚平、马晓明等如往年一样，用燃烛洒酒默哀，沉痛悼念被屠杀的“六·四”烈士。而5月31日，张鉴康被国保强行带去“旅游”。
而贵州、浙江的异议人士也从5月31日起相继失去自由。贵州异议人士陈西、李任科、莫建刚、廖双元、吴玉琴、糜崇标等也被“失踪”。
浙江异议人士邹巍表示，3日一早，他就接到通知，明天要带走“喝茶”；王荣清最早被“关照”，从2日至10日享受这个“待遇”；毛庆祥也被所在地国保告知，要毛从3日至5日住进派出所，后来毛与国保发生争执，要求对方拿出传唤手续，目前，由派出所每天接送贴身护卫；陈树庆被国保警告，不准其写悼念文章；还有吴义龙、昝爱宗、祝正明等也打了“招呼”。
贵州异议人士糜崇标的家属说：“今天早上，他被带到宾馆去了，如果不是我儿子结婚，早被带走了，现在家里忙死了，都不准他在家。临近“六·四”，(当局)怕得要死，陈西、李任科等都带走了，不知带到哪里?”
贵州异议人士曾宁于5月31日开始，楼下就有一部警车和三个便衣警察“贴心照顾”，不准其离开居住小区。他表示，贵州的基本上都被软禁了，大家无法联系上，有的被带离居住地，有的被隔离在宾馆、饭店里面，有的带到外地去了，有的软禁在家里。
曾宁还表示，“六·四”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有转折性的意义。虽然每年“六·四”期间当局对异议人士进行严格控制，但限制不了他们大脑里面对自由人权的渴望，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这一天虽然不能到公众聚集的场所悼念“六·四”死难者的亡灵，但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纪念22周年的到来。
山东济南民间人士悼念“六·四”
5月31日，济南各界人士冲破封锁，参加了今年第四届悼念“六·四”聚会的活动。参加这次聚会的有高校在职及退休教师、在读大学生、暴力拆迁的受害者、下岗退休的老工人等十余人。
其中包括“六·四”后被判处四年徒刑的邵凌才，正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史新人，暴力拆迁受害者李红卫、陈鹏莲和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等。
这次聚会的消息在网上曝光后，孙文广从6月1日起，遭到当地公安的24小时监控，出门都有人跟着。
孙文广表示，“六·四”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悼念那些死难者，继续他们的誓愿，争取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化。每年悼念，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日子，现在官方千方百计要让大家忘掉，媒体噤声，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