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6月05日讯】光阴似箭，八九“六四”一转眼已经过去22年了。想当年，自己还是一个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懵懂少年，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可是，当时的一幕幕还是那么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今天，借“六四”22周年纪念之际，我，作为当年经历那个历史时刻的一名普通中国少年，想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是偏在中国大陆东南隅的福建省省会福州市，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也是当时那场“六四”学生运动“风暴”的暴风眼。可是那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运动之风还是扫到了这里。学生上街游行，省政府前的静坐示威，甚至火车道上的卧轨抗议等等这些事件纷纷占据了当年5月份各个省级新闻媒体的头条，像是电视台的《福建新闻》，报界的《福建日报》等等。就不需要我一一赘述了，我只想说说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二事。
我当时就读的中学是福州市第三中学，是个省级重点中学。和其他重点中学一样，拼高考升学率是高过一切的硬指标。我校高中部当时的目标就是升学率赶超福州最好的中学–福州一中，所以校规非常严格，一切以学习为重。学运开始后，我校就马上出台了一条新校规，规定任何我校师生，不准参加任何游行，聚会，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并通过学校广播站反反复复的全校广播，以表达校方反对学运的决心（现在，回头看去，其实并不是当时的学校领导有多么“英明”，看准了当时连中共中央都拿捏不准的政治风向。而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学生去游行会使学习分心，影响升学率。)而我校的地理位置较好，位于湖东路旁。这条路是当时福州大学等高校步行到省政府前去静坐的必经之路。那天是上午做课间广播体操的时间，我们全校学生正面着教学楼做着广播操，忽然身后校门方向传来一阵嘈杂声。我们都忍不住好奇心，停下操回头望向校门方向。只见紧锁的大铁门上攀爬着两个额头上缠着红布条的青年，他们正努力地向上爬，明显是想翻过铁门进入校园对我们进行宣传。而铁门内有我校的几个值班老师和门卫，手持长木棒（他们应该早有准备）对他们进行驱赶。两个青年几经努力，还是躲避不了劈头盖脸砸下的棒子，最后只好无奈地放弃，跳下铁门，回到身后的游行队伍中去了。这时，学校的广播也响了，传来了校方的命令：“同学们，请停止做操，马上回到各自班上，不准走出教室!”我们就这样被再一次地强制和学运隔离开了。那两位青年大学生的具体相貌我已经记不住了，可是他们先是激奋后有无奈的那些神情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脑中。当时，我心中就十分困惑，这些大学生不就是学校千方百计要我们去达到的目标和学习的榜样吗？为什么学校要用那些冰冷，坚硬的木棒来打他们？
还有一件让我困惑的事。我是军人家庭出身，随着当军官的爸爸生活在军队大院里。在88年，爸爸的部门里新分配来一个上海大学生。他是地方院校毕业后投笔从戎，来到这里负责技术工作的。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白白净净，一看就是一个和和气气的读书人。他从宿舍到食堂用餐都得经过我家楼下，所以我经常在自家窗户里看到他拿着饭盆边走边想，似乎在钻研什么课题。我就觉得这个大哥哥很好学，自己将来要以他为榜样，考进上海的大学。有一次，他来到我家，和我爸爸谈事，也是表现得彬彬有礼，很有一种大学生特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是，就在89年5月初，他突然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就很好奇，问我爸爸那个上海大哥哥去哪了？爸爸刚开始总是回避不答，最后经不住我的死缠烂打，终于向我透露：他在军营的围墙上刷反动标语，还去福州市内的五一广场参加游行，被告发，已被开除军籍，押送军事法庭，被判了三年。我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惊呆了。这么一个优秀的青年，只是写了几个大字，喊了几句口号，就被判如此重刑，他的人生不就这样被毁了，真是太残忍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困惑渐渐释然。这些本应是国家栋梁的杰出青年，为什么会有那么悲惨的命运？那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独裁政府统治下，完全没有人权可言的社会里。就如几天前发生的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里的那个上诉十年未果，而走投无路，以死抗腐的农民；就如也是几天前发生的内蒙古抗议事件中那位为阻止政府破坏草原生态而牺牲的牧民；就如．．．．．．太多太多的人倒在中共的枪口下了，其中尤以“六四”为最。所以，如果不给“六四”平反，中共政府就根本没有改善人权的一丁点儿诚意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