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维洛:比三峡工程更可怕的是什么?(下)

——南水北调工程对整个中国社会、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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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7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黄芩德国采访报导)5月18日,在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首会议上,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章》,要求妥善处理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外承认三峡工程对生态、地质环境以及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和供水等构成威胁。三峡工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1984年,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工程的上马方案。目前人们发现,三峡工程隐患无穷。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以给2008年北京奥运供水为名,由江泽民力主批准并匆忙上马的比三峡工程大2.5倍的南水北调工程,为了把10亿立方米/年的水(相当于永定河的流量)引入北京,引水渠道要横穿中原700多条自然河流,打破这些河流的自然规律。其隐患比三峡更大、威胁的面积更广,很有可能成为中原大地的灾难根源。

这么严重的工程隐患,为什么被隐瞒下来了,为什么学术界集体沉默,媒体上也没有向三峡工程那样引起激烈的争论就很快被批准了呢?到底南水北调工程对中国的环境和社会结构起到哪些威胁?带着这些问题,大纪元对旅居德国的国土专家王维洛进行了专访。

(上接:专访王维洛:比三峡工程更可怕的是什么?(上))

中国的水利就是在玩水

记者:听您这么一讲,它根本就不尊重自然规律,想把水折腾到哪儿就折腾到哪儿。

王维洛:是。这个水,我让它关就关,我让它开就开,这就是中国治水的基本思路。其实为了北京这10亿立方/年的水就动用了中线工程的方案。

可到时候北京水还是不够用,因为北京地下水位已经超承载能力地开采,将来还得弥补地下水位,这个问题就很大。

记者:南水北调能解决北京这个问题吗?

王维洛:不能。本来汉江水是经过丹江口水库流到武汉再进入长江的,如果每年100多亿立方的水都要从丹江口水库调到北方,那汉江流域下游每年就缺100多亿立方的水,汉江就可能要干枯。

如果汉江干枯,湖北省又不干了,武汉说受不了,那还得向中央要工程,因为做工程能有钱,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能赚钱,一下子拨上千亿。

中央就说你再建一个“引江济汉”渠道,从长江宜昌下面开条运河,从沙市北边过去开条运河打通长江和汉江的联系,把长江的水重新调到汉江去,让它从汉江流下去这样来解决汉江的缺水问题。

本来长江的水就是要流过沙市流到武汉的,现在把它从上面抽到汉江去流回武汉,那么沙市的水就更少了。沙市历来是长江航线最浅的地方,九曲湾肠航道最浅,本来是要解决这里水量不足的问题,那你从上游把水抽走了它的问题不就更严重了,对不对?

拆东墙补西墙,只要能做工程,别的先不管先把钱给拨过来,至于做出什么样来他们不管,如果动脑筋想的话就知道是什么,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就这么多水,调来调去地玩吧。

南水北调的源头丹江水库每年要调出100多亿立方的水,今年丹江口水库的水已经下降到死水位以下,这个现象重复出现的话怎么办?到时候工程建成了,北京就依赖这10亿立方米的水,而水源地没有水供给怎么办?北京就渴的哇哇叫,河北、河南都会乱叫。

这调水就像人人哄大家骗一样,因为你依赖的是别人的资源,就像抽鸦片一样,抽上了鸦片以后你就得永远抽下去。他说2011年我们这缺水了这水不能调给你,就像说我今天没鸦片供给你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抽鸦片的人能受得了吗?他建的那套设施它是要运作的,它是要挣钱的。对不对,水不给他能行吗?那时候他怎么办?

中国以前做工程无论三峡还是南水北调工程,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永远考虑最优的条件,从对工程最优的那一点上来考虑问题,比如人家说你三峡工程要是被人爆炸了怎么办?他就告诉你我库里没有水了,我已经放完了。从来不考虑里面有水怎么办?永远告诉你对他最好的状态下。

当然也有人认为为什么要考虑最坏的情况?今年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日本的地震、海啸与核幅泄同时发生,人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会发生,因为按照安全模式定理,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肯定要发生的。就像日本这样,出现的几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是它发生了。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不是说汉江发洪水,水量很大,每年保证有100亿立方米供北京,我们要考虑到汉江在最干旱的情况下,像今年这样的情况下,丹江口的水位降到了死水位以下,怎么办?根本就没有水往北调的时候怎么办。

因此必须回过头来重新考虑南水北调工程,当初的设计和构思是不是对的,是从一个将来要缺水的地区去调水,而不是从一个多水的地区调水。而且还要想到,丹江口水库蓄的水,也不是像毛泽东所构思的那样,把洪水蓄在水库里,调出去给人家用,洪水蓄不住。所以南水北调的整个构思有问题,拆东墙补西墙,还搞不好。

引水渠道破坏700多条自然河流生态

丹江口水位是175米,北京的地层高度是50米,两边相差125米,距离为1200公里,用的十万分之一的坡度向北京自流供水。水是不能平流的,不然可以在武汉拉一个渠道,水就过去了。

如果有地理知识的人就会知道,中国是三个台阶,西边高,中间一般,东边最低,中国的绝大多数水都是从西向东流,诗人写的大江东去,除了澜沧江和怒江往南流的。我们所涉及的从丹江口到北京地区所涉及的所有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那就有一个问题,渠道和这些河流相交的时候怎么办?

有三个方法可行:

1.架高水位,架高在工程上是可行的。最少流量是200亿立方米,将来可能要达到400亿立方米,架高一条黄河的水量。要是碰到一个潜因,比如拿一个炸药给炸一下。黄河已经是因为高出地面,形成一个悬河,造成对中原大地的威胁。现在人工地架高一条黄河,同样是一个威胁,战争的时候是威胁,和平的时候也是威胁,在访民多的时候,更是一个威胁。

2.平交,水就会乱流,也不知道水是往东流还是往北流,只能建闸门,要让水往东流,就将往北的闸门闸住,要让水往北流,就将往东的闸门闸住。

3.下交:从河流下面过去,利用虹吸的原理。

南水北调大多数地方是平交的,也有架高立交的,也有下交的,这一条引水干渠要跟700多条自然河流相交,要打破700多条自然河流的流水,你必须要有一点想像力,中国人做工程的时候,没有想像力,你根本就跟不上。西方人听了觉得有点疯狂。

当一条河流的自然体系被这么打破的时候,那些河流如果发生洪水的时候怎么办呢?它就会干扰这条引水干渠的水量,引水干渠又增加了当地的洪水水量,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局面。

记者:世界上是否也出现过像中国这么个调水的计划?

王维洛:苏联也有一条引水干渠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当初是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修建,在斯大林时代完成的,就是用集中营中的劳改犯挖出来的。但后来苏联放弃了这个干渠,因为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太大。美国也有将水从加拿大引到西部直到墨西哥,也做过这个规划,但是调水到沙漠之后,第一、二年可以长庄稼,第三年就不长庄稼,而是变成了盐碱地,因为水蒸发了,把盐分留在地里,水加沙漠不等于粮食,而是盐碱化了。所以美国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记者:那这条南水北调的渠道对中国生态的影响是什么?

王维洛:这一刀切下去,把中原大地所有的水流都给切坏了,就不要说中原大地两边水的成分不一样、病菌如何影响当地的生态都不用说了,本身的水流都已经乱掉了。

如果中国真的要调水,就应该使用地下暗管,就像输油管道一样,埋在地下,又能省地、又没有风险,还能避免人家抢水,能保证进京的水。可是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让他的功绩让老百姓看得见,还得让天上的卫星能够拍得到,比方说隋炀帝修的大运河还留在那儿,南水北调的工程是江泽民搞的,三峡工程是邓小平搞的,留在那儿的。有人说,干渠在地面上可以通航,也不可能埋在地下。但是南水北调没有航运的任务,对航运没有任何帮助。

南水北调的工程是借着北京开奥运的机会,匆匆忙忙把这个工程给批下来了。本来计划2008年水要进北京的,但是没有完成,推后到2015年了。南水北调东线、中线的造价是5000亿,是三峡工程的2.5倍,是个很花钱的东西。

几十万移民面对第三次搬迁

记者:这么大的工程,那移民人数也不会少吧?

王维洛:除了给渠道征地,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上升,一共要搬迁30-40万人,这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搬过两次了。

头一次是在丹江口水库建立时,采取外迁的手段,基本上搬迁在湖北省内,安置条件很差。到了文革时,移民们又偷偷地跑回丹江口库区,在山上刨块地,作为黑户口,孩子也不能上学,慢慢地把家产又置起来了,政府就默认了。

移民确实生活很苦,是“老运动员”。有报导说政府对他们怎么好,又有报导说他们有很多的不满,因为很多人没读过书。移民是个老问题,这些移民也跟三峡移民镖着劲儿,攀比着,因为中央以前给三峡移民的政策最优惠,而南水北调工程的移民安置得最差,给的安置费能到移民手中的不多。

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摧毁

大家知道,宗教都有其圣地。中国的道教也是国教,道教的圣地在哪里?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道教的圣地就在丹江口水库底。

你要跟以色列说把耶路撒冷给巴勒斯坦人,他会是个什么反映。就算是苏联,斯大林镇压得那么厉害的地方,也没敢动莫斯科旁边的东正教圣地谢尔盖耶夫镇。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道教是中国的国教,国教圣地在那里,能说一个水库的价值能超过道教的圣地,我不相信。中国人大多都不知道这个了,很多人到庙里烧香,求平安发财,当你的道教圣地被淹没时,你都不知道,你去烧香拜佛,有什么用。

专家集体沉默的原因

好几位西方记者问我,三峡工程上马时,还有那么多知识份子上书批评,还有知识份子敢冒着自己身心代价无所顾虑的批评。为什么南水北调就没有人批评了?是不是南水北调不像三峡工程那样的影响这么坏,有那么严重的社会影响和生态影响?

我说不是,我说中国的知识份子是很聪明的,他们是有学习能力的。看看三峡工程中在最后报告上签字的那些专家们,最后都成了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院士,成了对国家有贡献的特殊专家和院士,得了这个奖那个奖。你再看那看看那九位没有签名的专家,他们的水平绝对在签了字的人之上,但是没有一个人成为院士。

中国的知识份子把名利都看得很重,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些还想进入科学最高殿堂的知识份子,他们在三峡工程的学习过程中,知道还是不说的好,说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的理想是步入殿堂,如果他们说了的话,现在很可能连一个科研的题目、科研经费都拿不到。就像黄万里一样,给三峡工程写了那么多的论文,他有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吗?他从政府拿了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吗?没有。

所以说,三峡工程在中国的学术界造成了一个很坏的影响,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后边的人知道了,尽管不是像当初那样被打成右派,可他把你打成另类,没有科研经费,那你怎么办!你想当院士,没门。所以他们就不说了。

实际上,南水北调的最后社会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中国国教圣地的淹没,本来应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可他们却不说了。当知识份子不能自由地发出声音时,不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时,国家的灾难就开始了。

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

记者:谢谢您接受大纪元采访,对读者讲解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来龙去脉。你是否还有什么要对读者说的?

王维洛:我们讲了这样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大家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不要说我王维洛怎么说的。你可以说我的看法是对或错,关键是要形成你自己的观念,南水北调工程到底是对还是错,为什么对,为什么错。你要自己去思考、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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