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7月11日讯】前言：2011年，婴儿潮一代7800万人的第一批正式踏入老龄，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险计划和医疗保健计划的福利。据美国财政部预测，假设联邦税收维持目前的水平，到2030年，三项主要的“政府补助”，暨社会保险计划（退休收入）、老年医保（Medicare）和医疗辅助计划（Medicaid）项目将鲸吞联邦预算的三分之二。当世界的眼光再次聚焦于老龄问题时，老人作为福利社会的受益人和贡献者，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站在这个基点上，作者简单描述了几位华裔老人及其家庭和美国医疗福利制度的关系。
写作本文时，Metlife 基金会( Metlife Foundation)， 新美国媒体(New America Media)，以及美国老年研究会（Gerontology Society of America）给本文作者提供了资料上及资金上的慷慨帮助，特此感谢。
一．处于制度夹缝中的探亲老人
像很多华人子女一样，我归化为美国公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起电话，自豪地跟父母说：我帮你们申请绿卡怎么样？这样以后你们就不用签证了
母亲在电话那头却不是很热情，她淡淡的说：好倒是好，我们的医疗保险怎么办呢？
我无语。作为国家公务员的父亲的医药费全部报销，母亲是一名退休教师，医疗费用同样全部免去，处方药要自己负担20%。他们移民过来了的医疗保险状况是否能比照二老在大陆的待遇，我真是一无所知。
跟我一样摸不着头脑的还有我的学长，John‧王先生。John为南加州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现任一个小型电脑公司的CTO，即首席技术官。技术上“大拿”的他，前一段也为美国的医疗系统到底如何运作而苦恼，原因是，他的母亲要来探亲半年.
John的母亲和他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同样的大眼睛，圆脸，个头偏矮、敦实，讲话的时候脸上带着自然的笑意。不一样的是，比起她受过博士教育的儿子，王妈妈的笑更纯朴外放，是那种坦白不计较，拥抱人的笑。
王妈妈一辈子都生活在湖北乡下，年轻守寡，带着两个儿子过。二儿子很出色，出洋读书，大儿子教育程度不高。吃苦耐劳又聪明的王妈妈和大儿子一起开了一个小店。管店的同时，她还要照顾大儿子生的孙子。
王妈10年前曾经来过一次美国。那时的她，53岁年纪，看上去只有47、8，充满活力，在南加大学校边上John的小公寓里里外外的操持，款待儿子的同学，帮没有时间煮饭的学生卤肉。
王妈返乡后这10年间，尽管二儿子一再邀请，因为放心不下她一直在照顾的孙子，她始终没有再来美国。两年前她突然中风了一次，中风后行走变得艰难，脑筋也大不如以前；加上这几年白内障加剧，眼睛只能看到2、3米以外的物品。
“我妈觉得她快不行了，如果再不来就见不到我了，所以她就来（美国）了。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自己保命重要，选择不长途旅行。我妈看儿子的愿望比什么都重。”
王妈妈的情况到底有多糟糕，远在万里之外的John也不是很清楚。据王妈说，她有糖尿病。但是，从未去医院验过血糖的她，只是靠家用血糖仪器了解自己的血糖指标。
“我哥好像给她买过什么医疗保险。她也从没有用过—不知道是觉得不必要还是不方便。反正她看到别人吃什么糖尿病的药，她就跟着吃。我在网上了解到，糖尿病有两种type (类型)，type I 和 type II，大部分人是type II，后来她来美国后验了血（糖），证实是type II。所以她还算lucky。”
很多中国老人面对疾病，好像都很“皮实”。但是作儿子的就要忙了。眼看老妈就要来了，医疗保险这件事让John费尽了心思。尽管John在美国生活多年，这种移民老人短期访问怎么办，他还真没有头绪:
“我先问了我的（华人）汽车保险经纪，她也卖医疗保险。保险经纪说，这种保险应该在中国买，美国会非常贵。她说，除非伪造文件，否则不会有保险公司会卖保险给我们。你想，我妈没有社会安全号，又有糖尿病。然后我又问了美国同事Alex，Alex给我指了三条路。”
美国同事Alex说的第一条路，是求助于慈善医院。于是，John拨通了Good Samaritan Hospital的电话，对方说，如果没有保险的病人，他们不接受。第二条路，就是在母亲发病的时候拨打911。911不管你是否有保险，一概送往急诊室，而且往往是县医院(county hospital)，就是那种“虽然是穷人医院，但是穷人排3个月队也轮不到的地方。”Alex指点说，只要John自己不签字，一切都让老母亲签，最后这笔医院的费用追不到，医院也只好不了了之。美国又不是没有因为诊费昂贵逃单的例子。这个第二条路，也和John的道德原则相抵触。那么，只有第三条路，就是做“Cash Patient”—全部现金自付。回忆当时，John皱着眉，似乎略有余悸：“（当时)我在华人报纸上读到，住院费要2万元一晚…，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和太太说，反正她是我妈。她来了，如果有emergency，要看病，房子卖了我也得给她看病！”
除了在南加州大学读书学校统一买保险的日子，John自己还没有买过健康保险，所以也没有相熟的家庭科医师。华人同事将自己的家庭医师介绍给John，该医师的诊所坐落在蒙市的医疗区(Medical District)。
万幸的是，王妈妈的身体状况并不像John想像的那么坏，Cash Patient的医疗费用，也还不是太离谱。
家庭科医师先是帮王妈妈查了血样。据John说，包含血压、血糖、血脂，一共花了$160。王妈妈发现有早期肝硬化，所以又作了B超，大概又花费了$160。每次问诊的门诊费$60-$80元不等。一般的HMO的门诊费的co-pay，也要$40元左右。至于处方药的价格，这次John真是有学习到，不同的药店会差这么多：
“我妈吃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两种药，在Costco仅仅卖$20，在Walmart就卖$60，在家庭医师诊所楼下的药房里的售价则更贵。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差这么多。”
老年白内障手术是一个门诊的小手术，只需要20分钟，然后病人就可以离去。这种手术在大陆也很普及，价格听说只有美国的1/10。但是王妈妈希望在美国接受手术：
“她看到我舅舅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以后，哭了一夜，所以她就不敢在中国做了。为这个手术的费用我付了现金$5,000。当然，太太因为中美两国的价格差距，对我付这么多钱不是太高兴。”说到这里，John皱皱眉头，笑了一下。
王妈妈在美国恢复的不错。曾经行动困难的她在儿子和儿媳的照顾下，血糖和血压都很稳定，随着眼睛的复明，她每天能够独立散步到儿子家边的公园。在美住满6个月后她回到湖北家中，亲友看到她气色如此之好，都很吃惊。
“(母亲)回去两个月后，现在又不好了，走路都很艰难，只能扶着墙走几步。” John无奈的叹息着。John的大嫂好打麻将，为此大哥和大嫂经常会有争执，两夫妻一吵架，大嫂连饭也不煮了。“她也不想想，还有一个身体不好的老人要吃饭！”王妈妈有时连饭也吃不上，更谈不上能享受到美国时John两口子烹饪的糖尿病人营养餐了，所以身体状况逐渐退化。待母至孝的John曾经建议由他来出钱请保姆或者请健康亲友住家照顾母亲，都被母亲拒绝了。“我们那里是个小地方。如果请住家保姆或者我妈去和亲友同住，别人就要戳我哥的脊梁骨。我妈不想我哥被(乡亲)骂，所以就自己忍着。对于她这种观念，我也无能为力。”
John和母亲的互动毋庸置疑是华人母子关系一个典型缩影。对于只受过小学教育的王妈妈来讲，她对美国医疗费用并无概念，只有一个单纯的要母子团聚的念头。为了儿孙，她可以一味委屈隐忍，甚至可以不计较自己的身体健康。John的孝顺也体现出了典型的儒家伦理风范。母子二人携手在美国医疗体制中跌跌撞撞走了一圈。
二．制度内的受益者
王家妈妈尴尬的身份，将她排除在了美国医疗福利制度之外。相比之下，薛家是典型的制度内受益者
薛小姐在国内并没有正式工作。陪先生来美以后，认定要学一个医药健康专业的薛小姐在社区大学学习了“呼吸理疗师”（respiratory therapist） 的课程，拿到了执照。逐渐的，随着在美国的根基越来越稳，薛小姐，这个家中最宠爱的小女儿承担起了责任，把老父亲，姐姐和哥哥的移民一并办了过来。
移民的时候，薛爸爸已经是76-77的高龄了。不同于王妈妈，曾经是图书馆馆员的薛爸爸作为“公家的人”享有大陆的公费医疗。但是，王妈有的老人病他都有：糖尿病，白内障，还有三高 — 高血糖，高血脂，及高血压，65岁左右的时候还曾经中风一次。因为薛爸进入美国的时候是移民身份，所以家人马上为他办理了低收入老人可以享受的加州“白卡”(medical).
据薛小姐介绍，持有加州“白卡”的薛爸爸的大部分处方药都不花钱。政府医保免费为他动过白内障手术。去年跌倒后薛爸因为骨盆骨折住院五天，回家后理疗师上门帮助老人复健月余，一概免费。华人中归化的美国公民最看重接父母来美团聚，老人移民也大多高龄。当问及薛爸从未在美国工作，高龄前来直接享受美国福利是否合适，薛小姐认为这是“公民的权利”：“作为纳税人和公民，已经为国家作出贡献，当然有权接父母过来（美国），父母取得移民身份后也同样有权利享受美国福利制度。”
美国制度的优点也的确是很多大陆移民千方百计要过来的原因。谢女士在中国南方某城市已经做到了大公司财务总监的位置上。十年前，谢女士50岁出头，风头正健，在当地财经界叱咤风云，为了女儿和外孙的将来，她千辛万苦给自己和女儿办了移民，为此，她不仅耗费了数十万资产，还丢掉了心爱的工作。回顾这十年，后悔之余，外孙能够得到良好的美国公费教育，也是她可以稍微欣慰一点的地方。
赫赫有名的财务总监，现在和普通的60多岁老人没有什么不同，赋闲在家含饴弄孙。当年的家底，使得谢女士在拉斯维加斯这个现居地购入了几处房产，靠出租房产获得收入。她的医疗服务，主要依赖于她一年两次，每次2-3月余的返乡医疗之旅。
“我回国会去看医生，把半年一年的药品都带上。原来在大陆买了健康保险，为什么不用呢?”
谢女士现在还算健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腰也变得不好，需要接受理疗。当问及为何不申请内华达州的穷人保险，她回答说，她的出租房收入和房产使得她不够低收入条件。要知道，很多华人老人把资产都转移给子女，这样自己可以享受穷人医疗。很明显，谢女士并不愿意把一切财务大权放手给女儿，当年财务总监的影子还多少在她身上显现。不仅如此，没有出去工作的她每年还给美国政府报税，在报税单上，相当一部分税收来源不是房租所得的“被动收入”，而标明是她在家帮人带小孩“做临时保姆”所得。据她说，这样报税的目的在于她能够一直积累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 和社保 (social security) 所需要的40个季点： “已经攒了7年了，” 她说。这样，再过2-3年，等她正式成为65岁的 “senior”， 她就可以享受联邦医疗保险了。
谢女士属于积极主动寻找方式配合美国制度的人。还有钻美国制度空档的人。谢女士的朋友，68岁的司太太就是一个。据谢女士介绍，由于内华达州政府低收入健保审查条件苛刻，健保内容较少，所以住在拉斯维加斯的司太太干脆把自己的地址转到了洛杉矶亲戚家，成了一个加州的“幽灵人口”，享受加州白卡的医疗待遇。
三．替代医学和老有所为者的施展空间
作为生活在美国具有和双重身份认同的华人，在寻医就诊和治病健身方便也有着自己文化带来的特点。简而言之，华人就医有着自己的“野路子”。
Tom Su，一个在仁爱医科大学就学的中医学生这样告诉我：“据我了解，一般华人生病不会像美国人那样马上去看医生；他们会根据自己经验买中药吃，或者干脆让人从国内寄西药过来。”因为中药在美国“不算药”，也比较容易买到，所以很多华人会选择买中成药。比如感冒，美国人去CVS买Tylenol，华人则会去中药店买“板蓝根，银翘，桑菊饮”三种中成药，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自己能处理，为什么要花时间找医生?”
的确。华人，尤其华人老人，有着好养生，重健康的传统—华人报纸上成篇累牍的广告都是关系健康保健的，什么“红人归胶囊，”“爱德华特效养肝素”。这些在美国只算是“supplement”—“滋补品”的东西，被一些华人以极大的热诚，凭借“药食同源”的理论，当做药品来消费。这种“自己做主”的心态，也反映到了方方面面中，繁荣了一个以中医，中药，中国养生方法和中国文化伦理为基础的，处于美国主流健康产业边缘的“另类健康市场”。
每天早上，华人社区周围的公园都会集合了不少亚裔老人。身着运动服，或者一个两个，或者二三十人，在舒缓的音乐伴奏下，配合着口令，他们锻练着传统的东方功法：太极，鹤祥桩，打禅坐。
Daisy来自中国东北，瘦削娇小，看上去比58岁显得年轻。原来是面包师傅的她，自从患上了肩周炎无法工作后，每天早上都和一群年纪相彷的太太先生们在圣盖博市的Vincent Lugo公园练太极拳。同一群人中一位懂些气功，每周一次会给Dasiy的肩膀，颈椎，上臂部分的穴位发气治疗。“和我去中医诊所差不多的的穴位，通筋活血的”，Daisy 说。
Daisy口中的中医诊所不是每小时收费$50-60的私人中医诊所，而是洛杉矶几个中医大学下属的诊所。这些学校—比如仁爱中医大学，东国，南湾等，都有为学生实习而开办的中医诊所，就诊一次$10-$15，每周还有义诊，很适合Daisy这样的没有健保的低收入人群。
据仁爱中医大学教务处的马小姐介绍，华人来中医大学附属诊所就医的还算少数，因为 “华人都不想被还没有经验的学生治。”在同一学校就读的Tom Su补充说，华人区的中药店，比如德成行，都有拥有中医师执照的坐台医师，就诊一次也不过$15，很受华人青睐。
中医中药，几千年来呵护了中国人的健康。中国人对于中医中药的需要，基于一种文化的习惯和信赖。在华人心中的神医，不是穿着白大褂，泛着消毒水味道，精明强干的职业医护人员，而是仙风道骨神态和祥的“老神仙”，而且“越老越值钱”。胡乃文医师，就是这么一位。这位3年前自台湾来美的头发雪白的名医在北加州的诸多中医学院开席授课；2008年夏天，他于洛杉矶侨教中心做讲座，200多人不顾酷暑和教室没有空调，像朝拜Guru (大师)一样地把座位填满。当然，以他的资历和近70的年纪不可能在美国重新进修中医拿加州针灸局的执照，但是私下里胡医师在美国也开诊治病，也可以想像他的诊费也定是不斐的。
华人对口碑好的、经验证明有效的中医师，往往不管其是否有美国的中医执照，同样趋之若鹜。这些施治人一般在台湾或者大陆受过正规训练，经验丰富，年纪颇大，移民时间相对较短，所以也大半不会有美国政府颁发的替代医学执照。华人求医者对他们的信任，反映了对中医发源地的一种文化信任，某种意义上，就像吃川菜时人们习惯于问问大厨是否来自四川一样。这种文化信任直接促成一个供需市场，给一些人，特别是年长的替代医学治疗师，提供了施展空间和工作机会，也同时满足了病人和消费者符合文化心理和生活习惯的就医需要。脱离了由政府管理机构，有执照的医护提供者，药业公司和保险业者构成的正规体制，这种边缘健康经济对于主流健康产业的从业者和病人来说，是很难想像的。但是研究证明，符合就医者信仰及生活方式的治疗方法和健康服务也往往是最有效的。
66岁的冯叔17年前放弃了自己在香港和广东的钟表店生意，移民来美国。来美后，由于生意方面屡次受挫折，他干脆利用祖传的手艺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中医按摩家庭诊所，前来按摩的都是奥克兰中国城的老朋友、老客人。业余时间，冯叔帮助朋友们从香港的参茸行订购虫草人参等补品和中药。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他经营着一个小型地下健康产业。冯叔的生活习惯也严格遵守中国古人说的“知行合一”：不仅起居行动符合中医的经脉子午流注理论，而且在饮食衣着上遵从一年四季的节律。他的节奏，就是天地运动的节奏。
冯叔性格沉稳，看起来精瘦有力。作为一家之长的他上要照顾父母及岳父母四个老人，下要关照20多岁的一对儿女。冯叔虽然有医保，但是极少使用。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医药养生的活典范，他认为医院是一个冷漠的，把人当作“一块肉” 来治的地方。他常说：“以后我要死在家里，不要死在医院里。我要不烟不酒安享天年。”在家中和社区里十分活跃的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趋向于年轻。根据中国宇宙观，“气”在天地中流转，赋予万物生命和活力。如果“气”能够阴阳和谐，运动无碍，则作为个体的人也同样的调和的生活在宇宙、社会、家庭之中，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看着冯叔，难免会让人觉得他是流动的气网中的一个节点，聚集着正面的柔和的能量。
冯叔的小诊所布置的整洁雅致，养着盆景，一股长流水推着一个小石球，发出汩汩的水声。来往的访客有时就是来坐坐，喝一壶他的好茶，身心彻底放松一下。当问及冯叔是否担心会因为无执照按摩惹上麻烦，他笑着摇摇头说：“放心，都是老朋友、老主顾、大家认识很多年了。”但是，冯叔的这种潇洒自信并没有影响他把女儿送去南加大读药学，考药剂师执照。这或许也是他对自己常年在医疗体制外徘徊的一种回应和修正。
的确，华人一般出于对医生的尊重和一种“认命”心态，除非重大医疗事故，不会动不动对医师提告。台湾健保制度蜚声全球，台湾被称为“健保天堂”，究其原因，引述台湾立委沈富雄医师的话，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台湾医疗纠纷不多，出事了，多数患者自认倒霉，很少兴讼，即使医师败诉，赔偿金额也不高。”
相比之下，在美国，导致医疗开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医师的误诊保险费奇高。还以毕业于美国医学院的沈富雄医师的话说：“美国人比较爱兴讼。”Tom Su 也有同感，而且认为在美国的华人被“带坏了”，沾染了动辄提告的毛病。Tom的母亲65岁，祖传的医术加上台湾正规中医学院毕业，对病症判断奇准，被誉为“金方大师”。老太太私下无事，抱着“老有所为”的心态在家问诊。说是行医，并没有挂牌，无非就是病人之间互相推荐来就医。Tom 的母亲不收诊费，开方子后病人自去药房抓药。据Tom介绍，来的病人大多是生有“稀奇古怪的病，西医治不好的时候，就来找母亲了。”这种做法，要是在大陆或者台湾，会被奉为“圣手仁心，”誉满乡里，病人家属前来献匾的。在美国则不然。“一位50多岁的女病人，吃我妈开的方子后一个星期，查出乳癌三期。她硬说吃我妈的药吃病了。”Tom的母亲气愤之余，除了家里人，再也不问诊看病了。
据记载，中医针灸术最早于1825年出现在美国费城，1973年内华达州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将中医针灸合法化。1825-1973年之间，中医师一直以地下诊所的方式给病人治疗。现在，绝大部分年轻中医师在美行医都考有针灸师执照，但是，还有相当一些的属于“零世代移民”(zero generation)的长者，凭借过去所学，经营着处于制度和文化夹缝中的地下健康事业。
四．老发明家的新创造
于志安是一个在大陆工业界和政界响当当的名字，他的人生可以说是一部笼罩在光环中的传奇。生于1932年的于志安12岁从戎，20岁成为副营级干部（大尉），25岁试制出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和“铁人”王进喜一起受到毛泽东奖励。文革的时候被折磨“于跛子”的他从1981年到1995年，接手了破烂不堪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将一个连年亏损的工厂扭亏为盈，跻身于“中国500强企业”。其后，以此为基础，他兼并组建了一个旗下有12万员工的“中国长动集团”，既是一个跨行业的大型经济实体，同时俨然一个独立运作的小城市。尽管大学学的是哲学专业，于志安的立足点是工业家，发明家，和经济改革家。他是武汉和清华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本人先后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并于1992年当选为中国十四大代表（相当于美国的国会议员）。一度传言，北京要他进中央政治局。
“敢为天下先”是于志安的人生哲学。“中国长动集团”公司门口曾矗立着于志安的偶像 — 孙悟空，意思就是激励员工要像齐天大圣一样不畏艰苦，挑战权威，足智多谋，奋勇向前。1993，同样本着孙猴子的精神，于志安带领“长动”大胆地承接了菲律宾旧水电站清淤修复营运的工程
由于该水电站已营运20-30年，水库蓄水量减少，造成当地严重缺电，故菲律宾政府提出通过世界性招标，解决缺电问题。参加此次投标的共有5个国家，7个公司。另6家公司在标书中提议以5-18年时间恢复水电运营，于志安大胆地提议，不用那样久，3年！3年内保证达到该水电站的最初设计时的库容蓄水量及发电收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独具妙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射流船方案。同时，鉴于菲律宾公路无力承载整艘射流船重量，他将射流船从中国分体运出，到水库当地安装。利用菲律宾当年二次洪水的力量，发挥射流船的独特作用，将水库淤积20-30年的淤泥一举清除，达到水电站应有的库容蓄水量，一年不到开始发电收益，不仅缓解了菲律宾严重缺电的情况，两年内还给中国“长动”集团赚回1000多万美元。这在20年前相对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中国，堪称壮举。
认识于志安教授的人，都为的他激情和生命力所感染。1995年来美国时，于志安手里只有区区1300美元。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申请了轮胎裂解技术等多项专利，在沙漠里办厂，探讨柔性治水。一位和他共事的人说，这个78岁的老人是个发明狂和工作狂，会像“科学疯子”一样的干下去。
没有谁想到这个发明狂会转行发明草药。当年的清理水库似乎成了一种隐喻：清污纳垢以后让水库恢复自然的动能和生命力
发明草药的契机来自于2003年肆虐东亚的SARS。面对疫病，于志安忧心忡忡。他想到了小时候遇到的那场瘟疫。于志安8岁时，和父亲一起从山东去东北闯关东。父亲途中不幸病故，于志安一路要饭，回转山东老家，在一个蒙汉混居的山村被一个放羊老人收留。春天的时候，他发现村子里玩耍的小伙伴一个个的不见了，大人也一个个倒下，原来村子里发生疫病。一天，放羊老人也出现瘟疫的症状。他让于志安把自己扶到山坡上，找到一种野草给于志安看。于志安听从老人吩咐，采了很多野草给老人和自己服用。老人竟然痊愈了。幸亏这种神奇的野草，牧羊老人和于志安成了全村唯一的幸存者。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一有空闲，于志安就会去野地采食这种被他称为“福安草”的野草，强身健体。至今，于教授虽已年近八十，却仍是耳聪目明，每天工作十余小时仍不觉困乏。食“福安草”之效益，不言而喻。
念及此处，抱着试验的心理，从2003年开始，于志安致力于采集和研发“福安草”。他发现这种草在美国分布广泛，枝繁叶茂，根茎比中国的福安草更加丰满发达。
由于此草在《本草纲目》等药典中并未记载，于教授只能从本人几十年的食用体验中进行药效研究和制药工艺流程试验，将其脱水研磨成粉或者发酵成膏。
“发酵出第一批‘福安膏’后，先寄（到中国）给我太太服用。她因为糖尿病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我叮嘱儿子，暂时停掉他妈妈一直服用的西药，只吃福安。同时，什么食物有营养，就煮给妈妈吃，不要忌口，因为她需要营养来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2周后，太太慢慢地恢复，能够走几步了，能自己下床去拿电视遥控器了。”
对于长年卧床的太太和儿子来讲，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好事。“福安膏”服用的第二个人是个已经出现感冒症状的北京高中生。“那是SARS期间，她很担心。我用特快专递给福安草以后，感冒发烧症状很快消除，效果立竿见影。”
奇迹继续发生着:牙痛、口腔炎、湿疹，甚至肺结核和几种癌症的患者，通过服用福安膏，均收效显着，对于皮肤外部创伤，“福安草”亦有止血、止痛、消炎、促进伤口愈合的奇特效能。于志安手中有几个专业医药人员和患者的临床结果报告:
华盛顿DC的郑先生，45岁，“前列腺癌手术后食欲不振，体力欠佳，肝区疼痛，发现胆囊检查有阴影。始服用‘福安膏’后的五天即觉得精神饱满，体力增强。一周后可以快走、跑步，工作正常，肝区疼痛消除”。
北京的李女士，75岁，“高血压200/100，并患心脏病，不能入睡。服用‘福安膏’后一周开始入睡良好，体力恢复，以前的便秘现已消失”
1919年出生的罗时骐老人，患有胃癌和膀胱癌，屡次开刀，全身“千疮百孔”。食用“福安膏”两周后，“气也不喘、血糖也正常。以前常睡觉盗汗，现在都好了。这真是了不起。”
走进于志安位于Pasadena的老人公寓，扑鼻而来一股类似臭韭菜的呛人味道—这就是福安草发酵的味道。公寓的陈设简单以至于简陋，只有一张床，一个小沙发，剩下的就是一摞摞的书，一个旧台式电脑，和许多装在瓶子里以及中餐馆酱油盒子里的福安膏。
来讨药的人很多，刚来一个得了白癜风的年轻学生。于教授叮嘱他外敷加内服，然后逐日记录治疗结果，最好以照片加文字的形式。
据加州执照中医师李有甫先生介绍，福安膏的生物活性很强。当问及为什么服用福安膏时候要暂停西药，于教授这样解释道：
“现今的化学合成药物在治病疗伤的同时，大都具有副作用和危害性。这种药物进入人体后，一方面替代人体的免疫功能，杀伤疾病病菌，另一方面，它们却同时损伤和削弱着人体先天具有的宝贵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一旦受到破坏和损伤，人的身体就会非常容易被细菌所侵染，因而造成对药物的依赖性。并且，这种依赖性会与日俱增，由此，人类开始进入感染——治疗——药物依赖——衰亡的恶性循环。不要忘了，人体自身具有神奇的免疫力，是上天赋予人类抵御一切病痛的法宝，而福安膏它可以高度激活和增强人体免疫力，从而使生命体自身具备击败病毒的强大功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康复。”
也就是说，不是利用抗生素毒杀细菌和病毒，同时伤害人体自身，而是修补人体免疫力这个城墙，让外敌难以入侵。或者说，就好像菲律宾的水电站，清除了淤泥，水电站自己就恢复原有的活力。
于教授把福安膏称为“神赐之良药”。的确，一方面，现代人因为生活方式饱受各种“文明病”之苦，将自己的生活环境萎缩到一个地步之后，再用各种科学方式寻找着长寿健康之法，另一方面，人们殊不知，大自然已经慷慨的赐予了福安草，它们尽管外表卑微、垂手可得，却是真正幸福安康的一把钥匙。这种对照，似乎又一次在暗示着人类应该走回天人合一的文明方式。
于志安坦言，不希望拿福安膏赚钱，愿意无偿献出成药，减轻政府和人民的医疗负担。用他的话说，福安膏对于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可以给予不小的助力。 但是，这样做的前提必然是要先通过FDA认证，就意味着要透露草药学名，这又是他不愿意看到的。通过于志安叙述，可以想像，一旦草药名称泄露，福安草就像“本草纲目”上记载的其他草药一样—蒲公英利尿，荷叶消暑，人人都可以自己DIY，没有必要依赖任何外在来源。作为一个发明家，他呵护发明成果如同呵护自己婴儿 — 但是，值得讨论的是，到底福安膏是他的“脑力成果”(brainchild)，还是大自然的奉献? 如果说神赐与人类一颗灵药，同时，神也赐与了少年于志安一个奇妙机缘，难道这个被上天青睐的人不负有解救众生痛苦的使命吗? 到底是选择李时珍那样的济世之路，还是固守着发明家的思维，是摆在78岁的老发明家于志安面前的两难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