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挑战 澳维省北区学校崛起

新建的Hume Central Secondary College初中部外景。(摄影:谢慧/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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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7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泰编译报导)2006年,刚刚被委任为墨尔本北区公立学校总负责人的Wayne Craig先生,当年和新上任的维省教育厅厅长Peter Dawkins一起去参观一些墨尔本北区的学校时,他们震惊了。

他们在参观一所地处郊区的学校时路过学校的厕所,当时就觉得迎面扑来一股恶臭。“那些厕所简直就是臭不可闻,令我想呕吐,那气味太恶心了。”Craig先生回想起当时的经历谈到,当时教育厅长被吓到了,急切要了解为什么教育厅没有给这所学校拨款。

其实教育厅早就在几年前给了学校一笔300万澳元的拨款让学校来改善基本设施。“不说你根本不知道,”Craig先生说。

“整个地方就是一团糟,而学校却有50万存在银行里,”Craig先生说,“当我质问学校的校长他怎么能让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上学,他却说这是教育厅应该负责改善的。”

这个个案只是当时发现所有同类事件中的一个例子,反映出这些学校的士气都已经很低落。这就是六年前Craig先生被委任为教育厅墨尔本北区学校负责人后所遭遇的现实。

墨尔本北区当时有195所政府公立学校,除了中产阶级居住的小片区域,例如Eltham和北区中部的一些学校表现较好之外,其余学校的学术表现都陷入了一片低迷之中。学生的读写和数学成绩都是维省9个地区所有公立学校里面表现最差的。

Craig先生之前是在富裕的东区学校担任校长,所以他对看到的现象感到强烈的不安。

“看到我们的一些学校几乎让人感到心碎,”他说,“有些地方几乎是让人绝望了。当然也有不少人做得挺好,但是不足以影响整个学校或几个学校。我当时很沮丧,在一些班上,老师已经放弃任何尝试。我当时也跟很多教师谈论他们学校的情况。”

对许多教师来说,在学业成绩差、入学率下降的学校工作,教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差生,这样的教学任务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有许多家庭由于对当地学校的表现不满而把他们的孩子转送到其它学校去。

这些地方性的问题促使Craig先生召集了一班教育专家,包括他以前的同事,在墨尔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David Hopkins博士。

他们发明设计了一套改善策略以供墨尔本北区所有的政府公立学校使用,包括Hume, Banyule, Moreland, Darebin, Yarra, Whittlesea和Nillumbik地区。

当时澳洲的一些研究人员记录了一些差的学校发生好转的例子,通常是通过新校长或者员工的努力实现的。但是对于尝试改善整个学校系统的例子却几乎没有。

在英国和美国,他们的多民族学生人数比例与澳洲相当,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两个国家也进行了学校系统的改革。然而根据几项研究表明,这些改革除了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效果之外,后来就变得步履艰难了。

为了避免改革太激进,Craig先生一开始只是打算以一所学校作为改善策略的试点,但是后来因为有许多学校的校长要求加入改革,就变成了大面积地进行了。

通常这种表现驱动(performance-driven)的改革在教育界都会伴随着抵抗性的反应,但是这些学校的积极反应却逆转了这个特征。

“当时我就觉得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之前只要一提到学校改革就好像骂人的脏话一样难听,”Craig先生提到新的教育策略在北区的进展时说。Craig先生当时与小组成员之一的Hopkins博士,还有墨尔本大学的John Munro教授合作写了一本书,名叫《高效学习》(Powerful Learning)。

当时改革的动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一些地区的学校重整计划,如在Broadmeadows和Heidelberg地区。前维省工党政府的一项教育改革政策就是鼓励入学率减少的学校合并成新学校。

在Broadmeadows区,17所学校合并成9所。过程中经历了当地居民激烈以至白热化的辩论。

“有很多社区都对学校的表现不满,包括设施破旧,没有更多的科目可选读,让渴望考上大学的孩子不能获得应有的机会,”Hume市的首席行政长官(CEO)Domenic Isola谈到。当时市政府被教育厅要求卖掉10公顷的公园用以建造新的学校–Hume Central Secondary College。这项卖掉公园的提议获得了600票支持300票反对。

在推广学校改善策略时,北区改革小组成员都想避免当时英国和美国进行大改革时犯下的错误。当时这两个国家都几乎完全依赖于至上而下的方法来提升学生的表现。

Hopkins教授曾经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前英国政府负责教学标准的首席顾问。他谈到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发起的学校改革停滞不前,是因为他们的改革只注重于学生考试成绩的提高,却没有在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和其它能力方面下功夫。

“你需要一个透明的系统让公众知道你在干什么,这样才能让公众对你有信心。但是在英国我们可能犯下了过度测试的错误,过度测试了7、11、14、16、18岁的孩子,”他说,“如果你想把一个很差的教育系统改变成合格的教育系统,那么就需要非常多的外部测试。”

“不过如果你是想从好变成非常好,学校就需要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用来搜集关于学生表现的不同种类的数据。”北区的策略着重在加强教师的一系列技能,包括读写能力、数学、学生行为管理和数据评估。采取了由里至外的方法进行改革。

学校的员工被赋予责任以改变课堂教学实践。每一所学校都成立了改善小组,成员由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员工组成,从教学新手到老教师都有。

个别的教师被选为“教学领袖”,他们接受专家的训练,包括读写教育、数学教育、学生管理和评估。
这些专家,包括Hopkins教授和Munro教授在内,都是在培训教学领袖的特训班里授课的。这些教学领袖回去学校之后就培训其他员工,并与他们的改善小组一起合作,使整个学校的课堂教学实践得到统一的贯彻。

当时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在教育界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教条说法:教学是纯粹的个人手法,关起教室的门怎么教都属于个人隐私。

Craig先生指出,教育界的这种认为教师个人性格和教学表现相互交织的看法,导致了当课堂教学实践受到审查时教师做出本能的抵抗反应。

甚至那些公认的好教师,他们的教学方法如果受到批评时都觉得那是对他们的人身攻击。

“普遍的观念是,如果你成为一名好老师,那是上帝的恩赐。但是实际上有很多技巧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Craig先生说。

“个人性格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我认识一些非常出色的教师,其中有非常内向也有非常外向的人。”

北区新策略中的关键因素是让教师们在课堂上互相观察,然后进行有关各自的教学方式的信息交流,最后一起合作写教学计划。

为了克服对新策略的抵触,所有的员工都分为三个人一组,其中两个教师在课堂上观察另一个教师,然后三人碰头讨论什么方法管用。

“我们对所有的教师说,如果你想提高你的教学技能,你必须接受改变,你要保持客观并接受别人的观察,”Craig先生说,“当我们指出这些之后很多学校都马上照办了。现在我们有几千名教师互相观察彼此。”

“没有相关的投入而光是教学的话就像是开了三十年的车一样,你不会因为什么都不想,或者没有人告诉你做的对还是错,你就能够成为更好的驾驶者。”

北区学生的读写和数学成绩随后便不断稳定上升。在去年北区成为了维省表现第二好的地区,其中三年级、五年级和七年级的阅读、写作和数学成绩都达到或高于维省平均分。表现最不理想的是九年级,其读写成绩都低于维省平均分,而数学成绩则更差。

北区的VCE成绩也有所提高,十二年级考上大学的人数比例从2006年的36%上升到去年的40%。

根据维省对五年级到十二年级学生进行的学校教育观察及年度调查,大多数年级学生的士气也达到或超过维省的平均值。

教师更乐观地看待自己对学生的影响。根据所有北区学校收集的年度职工调查数据表明,2006年以来,教师对学生学习态度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北区学校的跟踪数据从多方面证明情况在不断改进,特别在小学,但并不是全部学校都表现的好。

从初中情况看来,进展并不顺利,部分原因来自于他们本身的复杂性。

维省澳洲教育工会的副主席Meredith Peace说大部分的教师都欢迎这些改变。

“让大家一起合作并反省课堂上的表现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她说,“不过我们所有的成员背后都有教育厅的支持,这样他们的反应都比较正面,到现在为止都挺好。”

Hopkins教授上个月基本上都在跟北区学校的校长们一起工作,他个人对于北区继续改进的能力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学校系统的改革有赖于周边学校一起发展并交流好的实践经验,这种习惯需要时间培养。

“当初我刚来到北区这里时,所有的校长和教师都持怀疑、事不关己和保守的态度,”Hopkins教授说,“他们最主要的看法就是如果学生很差的话,你做什么都是白搭。现在这种看法已经完全转变了。这里的校长和教师们的态度都有了巨大的转变,他们的专业视野更开阔了。”Hopkins教授现在和教育厅管辖下的Loddon Mallee和Grampians地区的学校也有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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