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的艺术:艺术性拖延

史帝芬‧山普(Steven B.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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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二:艺术性拖延

现在来谈决策的时机,也就是原则二:可以在合理情况下留到明天做的决定,绝不要今天做。这和中性思考息息相关。不急着断定讯息的真伪,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般人会觉得这么做实在笨得可以,但要做个影响深远的成功领导人,这可是绝对必要的。我喜欢称它为“艺术性拖延”。

高明的领导人都是艺术性拖延的大师,其中杜鲁门总统可说是个中翘楚,只要属下找上门来,不管讲的是好事坏事,需要他这个总统做决定时,他会先问:“我有多少时间?”他花三十秒、一小时、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做决定,有那么重要吗?

杜鲁门很清楚,决定的时机和决定本身一样重要。有许多时间考虑,代表可以征询多方意见,多讨论;时间不多,则表示总统只能反求诸己,而且动作得快,找出可能影响百万苍生的答案。

此外,杜鲁门也不会只以属下估算的时间为准,在必要时,他不惜诘问属下,甚至来硬的,以了解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做决定。因为几乎每个请上级指示的属下,都希望马上有答案。

这种心态的成因有二:

(1)上级立刻做决定,属下就能马上办事,不必浪费时间枯等老板拿定主意。领导人应该要顾及这一点,但不要让它反过来掌控自己决策的时间。

(2)做属下的都晓得,要是他向老板提出问题,马上就得到指示,这种决定八成都顺着属下的意。毕竟他很可能是老板就该状况的唯一咨询对象。

英国女皇伊莉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是另一位深谙“艺术性拖延”的明君(至少在她任内的头三十年是)。

当年她的婚期与对象一直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光看她二十年来,让不计其数的求婚者(和宫内元老)为此自相残杀,就可见她是何等高明。
当时英国政府与人民都希望伊莉莎白能早日成婚,产下王位继承人,她为此而承受了无比的压力。

她不断让大家觉得她很想结婚,不但有付诸行动的打算,更有此需要(好比她曾说:“我只是个女人,我想要才智,也要回忆。”),但不知怎的,在她的姻缘路上老是状况百出,让她结不成婚。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伊莉莎白可能从来就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结婚只会削弱她的权力,还很可能令国事动荡。不过她对婚事“艺术性的拖延”,倒嘉惠了自己和国人。

原则二的另一项不为人知的好处是,过一阵子再决定,可行的方案会比事情一开始的时候来得多。

假设这个决定可以合理地拖到几个月以后再做,这段时间内,你的对手很可能去世或辞职,竞争者或许会破产,法院可能出其不意地施行对你有利的“新法”(见第3章),利率搞不好会下跌等等。套句流行语,“啥事都可能发生”,而发生的事有时对大家都有利。

不过,原则二也有可能导致一大缺失:拖得太久。拖延固然可以为领导人带来新的机会,但也可能让机会早早溜走。

同样地,“啥事都可能发生”,因此这些事也有不妙的可能。所以说,做决定的时间真的是一门学问。
我很喜欢讲一句话:“礼拜二前做不出决定,其实是因为弃权。”

也就是说,要是到下周二之前还做不出决定,就代表最后结果将取决于外在因素,或是领导人的选择将显着减少,因此他一定要有勇气在这个时间之前做出决定,不再动摇。

因为,领导人授权让属下决策是一回事,但把一切交给命运,或任由敌人摆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不是领导人该有的作为。这就是“艺术性拖延”与“缩头式拖延”的差别。

麦克莱伦(George McClellan)将军就是这种“缩头式拖延”的示范。他于1861年被林肯总统派任指挥波多马克陆军(Army of the Potomac),结果错失无数战机,甚至是足以击败南方邦联军的机会。

史学家盖瑞‧威尔斯在《如何吹响领导的号角?》一书中指出:“对麦克莱伦而言,以数取胜的理论反让他自缚手脚。他觉得自己从来都兵力不够、训练不足、装备不全。”

由于麦克莱伦一再徒耗北军的战略优势,林肯终于撤了他的职。他或许是“彼德原理”(Peter Principle)的受害者吧──他是有才之士,但担任的职务有点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不过,他根本就缺乏抓准时机、大胆决策的能力。@(待续)

摘编自 《领导人的逆思考》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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