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7月05日讯】我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51年入团，56年以在职干部身份参加高考，被某师范学院录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过硬的。斯大林去世时，心情非常沉重，两天茶饭不思。当时我在XX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对班上一些照旧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同学横眉以对。
考上大学前，我是一名公安干部。一年之后，因在班上调侃一句，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次课间休息，聊到人的生死，我顺口插一句嘴：“你以为死比活着更可怕吗？”当时我自鸣得意，以为这句话很俏皮。反右时，这句话被揭露，指控我对现实不满，说“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就因为这句话，我被打成右派。
起初我竭力辩白，哪知越辩越糟，说我狡辩，嚣张，态度不好，要先打掉我的气焰，于是我成为全校第一个被抛出来遭公开批判的学生。开我的批判大会那天，事前没有通知我，直到“上灯戌时”，我班团支书突然叫我到某地开会。到那里一看，我暗暗吃惊，因为此前全校还没弄出过这么大的动静。只见广场上临时牵线装了三四盏电灯，摆了许多靠背椅和条凳，会标是“XX反动言行辩论会”。“XX”是我的名字。
那时的批判会还比较文明，让我坐在会场最前面的长条凳上，不低头不弯腰，只在别人都发完言之后，指令我上台“做深刻检查”。不是辩论会吗？怎么未辩论就先给我的言行定性为反动呢？但是我无比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既然党和毛主席说我错了，那肯定是我错了。因此，尽管对这个大会有意见，我还是挥泪泣血检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会根源，找思想根源。
我校的反右开始得早，1957年6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发表不几天，我就不能参加团员大会了。暑假回家，居委会的干部也很“关照”我，时不时找些鸡毛蒜皮的事到我家来监看我。最后，给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动骨干分子”，处分是“留校考察”。
被打成右派时，我未满22周岁，1979年拿到母校华师那张不足百字的《改正通知书》时，已经44岁了，两鬓斑白，22年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尽付东流。
补白：刘章新，1923年加入国民党，27年任国民党县党改组委员会常委，28年任嵊县教育局长，53年任浙江嵊县中学副校长。喻元周是刘章新的老同学、好朋友、老同事，反右时，揭批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喻原本希望作为校领导的刘能伸出援手，不料刘也上台揭发批判，宣布与他划清界线。喻元周最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街道监督劳动。那时我也是嵊中的一名右派教师，时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刘章新，视我如瘟神，避之犹恐不及，安排我双倍的工作量（每周24节课），不发参考书，不发备课笔记本，故意刁难我，也不许我到外校听课交流。我与刘共事整整22年，他没有喊过我一声“顾老师”，即使狭路相逢也视而不见。在他眼里，我只是一个右派分子，不是一个有名有姓、有人格尊严的人。四十多年后，嵊中退休教师郑祖杰于《嵊州日报》发文怀念刘章新，称 刘从1957年到1961年，前后4年，每月从自己105元工资中匀出15元，无偿资助一位新来的右派大学生。后来刘章新的女儿刘紫薇也以此为据，撰文纪念其父。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嵊中见证者，必须指出，郑祖杰提到的事实纯属子虚乌有，刘章新绝不可能帮助嵊中的任何右派。――顾海龄
――转自《黑五类忆旧》第１１期，焦国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