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站大杂烩 外媒忧也“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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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8月14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编译报导)美国“詹姆士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网站的“中国简报”专栏8月11日刊文《温州动车事故揭中共核能野心的危险》(Wenzhou Crash Shows the Dangers of China’s Nuclear Power Ambitions)指出,中国核能发展和部署的战略与高铁项目非常类似,从技术的引进、本地消化、到人员培训的方方面面,几乎是一样的策略。从多国引进不同类型的反应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温州动车事故应该成为中国核决策的前车之鉴。中国的核电站一旦出现问题,更将为其脆弱的政治体制埋下混乱的种子。正在发展中的无数核反应堆中发生的任何一起意外都能对中共本已脆弱的政治体系形成难以解决的冲击波。

动车之殇–拔苗助长

文章说,7月23日发生的温州动车事故是中共野心勃勃的铁路项目遇到的一次最大的打击。尽管北京从事故发生之初即迅速开始管制这次灾难相关的信息传播,并发布了高铁技术来源于国外的消息,但中国的民众及国内国际媒体并没有满足于这种敷衍。这次事故如同“灾难来临前的先兆”,揭示了中国正面临着更大的结构性挑战。中共想运用外国科技成果大规模部署于中国的野心远远超出安全和可持续性运行的考量。

这次高铁事故的背后真相,为中共2020年核能项目目标敲响了警钟,威胁到中共的核能项目将作为支柱的前景。

迄今为止,中共在建设铁道项目上采用的模式是通过竞争性的投标程序来获得外国科技。中国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使得铁道部,再加上与中国北车集团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国营公司合作,用有吸引力的价格来引进先进的铁道系统和设备。四家外国公司——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及日本川崎重工自2004年以来就大量地涉足中国的高铁体系建设。为了获取投标方的技术,中方规定所有中标者都必须完全通过本地的合资企业装配组件或者与中国制造商合作。

无论中共使用此战略与外国公司签订合约并获得技术是否合乎道义或法律,始终存在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中国到底能以多快的速度吸收多少这些最新的高速科技,又能否通过适当的训练,让工人来安全操作这一系统?在2008年8月,北京至天津的城际高速铁路试运之前,一位德国专家曾要求第一位驾驶350km/h的司机接受两到三个月的密集训练。尽管如此,为了在现场试验前多节省些时间,这些司机的训练时间被减少至短短10天。先进科技需要训练,有时一个小小的人为失误加上硬件故障就能使最安全的系统失效。

温州事故还给了决策者另一个警醒。过去,发生在中国的大型灾难都可以轻描淡写地带过或者通过过滤、歪曲新闻报导而完全掩盖。但这次,越来越多的微博用户以及其他社交媒体迅速地把事情真相传播给公众,在网民中点起了熊熊怒火。

中国核能或重蹈动车覆辙

该篇报导指出,中国核能发展和部署的战略与高铁项目非常类似。科技的引进开发从里到外都相似,通过典型的以科技置换市场的方式建立起了一系列的有商业价值的运行规模的反应堆,诸如最新的第二代核能系统、第三代核能系统就是国外设计的。M310(法国),CANDU(加拿大),AES-91(俄罗斯),AP1000(美国)EPR(法国)都是中国在工程的不同阶段引进技术的例子。但是从设计标准、运行安全以及保养简单性等方面来看,在任何国家部署新一代核能源时,存在太多的不同种类的核反应堆都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

员工、培训和安全措施是这类技术引进项目中最紧要的。在3月11日福岛核事件之前,中国已安装的核电能力只有10.8千兆瓦(GW)。因为野心勃勃的工业集团和附和他们的政治家的作用,核能计划目标跨越式增长。中国核能源安装运行的政府计划目标已从2007年的40GW增至70GW、86GW甚至超过了100GW,北京还在增加其2020年的核能源目标。

日本核泄漏的严重意外改变了世界核能安全标准,一度让北京在批准新的核发电厂时多了些犹豫。但因中国的政治体系缺少监督和平衡,核能安全的争论正逐渐地演变成对核能源优势的宣扬,北京计划在2015年利用西屋公司的AP1000并把核发电能力从1.0GW增至1.4GW。通过比较发现,即使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组织中的核发展项目也不大可能在类似的时间内走完合理的流程。

中国的动车配备了号称国家最高水平的自动化中国列车控制系统以及其他繁杂的防撞装置,理论上,温州的车祸完全不应发生。然而温州事故警示:即使再多的科技创新也无法去除人为错误。特别是与核能发电厂的设计、建设、运行、保养、停运以及灾难应变相关的人为措施更是如此。

由于日本核泄漏的发生,北京计划从早期那种在各地复制更多的反应堆的设计转为以更多资源来设计更先进的核反应堆,其中包括了一种更先进的”被动”反应的安全机制,它在特殊的紧急事件中可以安全地关闭发电厂而不要求操作员的行动或者电子反馈指示。

文章指出,中国的决策者不应对于新式的、从未尝试过的安全技术太过自信。不管在理论上新一代的核科技有多么可靠,它们还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经过足够的检测。所有新一代的核技术仍然在设计经验、建设安全及运行可靠方面存在巨大的风险。

过去30年中,全球四大使用核能的经济体中,三个国家(美国,前苏联,日本)都发生过了重大的核事件,并且深远地影响了他们的核工业发展和政治版图。如果北京执意进行巨大的核能源扩张项目,但又没能从铁道发展的安全失误吸取任何合理的教训,那么在正在发展中的无数核反应堆中发生的任何一起意外都能对中国本已脆弱的政治体系形成难以解决的冲击波。

考虑到经济增长带来能源需求的增加,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逐渐脆弱的能源安全性以及越来越大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压力,中共将难以同时应付所有这些问题。如果中国不能增加其国内的核发电能力,那么要解决它的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能源消耗以及实现在未来多年的环境目标就更为困难。

北京的核能决策者如不吸取高铁安全的警示,继续进行过于激进的核发展,那些曾在世界领先核能源经济国家发生的灾难如果重演,不但会削弱中国过去的经济成果,更将在未来数十年中为其脆弱的政治体制埋下混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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