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 )受中共当局迫害的异议者中，著名诗人和当代中国现状见证者廖亦武的事迹，特别引人入胜。多年来，廖的作品广泛取材于普通的中国民众，披露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因内容涉及当局的禁忌而一直被禁。 7月初，在艺术家生存环境恶化和知识份子恶评中共当局的背景下，廖从云南边境进入越南，辗转逃到德国。
《纽约书评》报导，廖于1989年开始崭露头角，当时他针对天安门广场镇压发表了发人深省的抗议诗作《大屠杀》。随后，他被逮捕，在狱中度过了4年时光。在狱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弃儿和不被世间所容的人，他们都成了他描写中国下层社会的第一本书的主角。
该书以问答的形式写成，这些故事象征性地描绘了世间百态，包括人群中的另类和从事特殊职业或状况特殊的人。其中有些故事译文于2005年在《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上发表。 2008年这些故事也被编撰成集出版了英文书《吆尸人》（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
现在，廖的其他三本书之一，《上帝是红色的》（God is Red: The Secret Story of How Christianity Survived and Flourished in Communist China）即将于九月在美国出版。书中描述了红色中国早期基督教被迫害的故事，故事主要发生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他还写了他四年监狱生活的回忆录，刚刚在德国出版，受到广泛好评，他有关中国新下层阶级的第四本书尚待出版。
《纽约书评》记者约翰逊（Ian Johnson） 最近在柏林文学馆（Berlin’s Literaturhaus）采访了廖。约翰逊描述:廖混迹于游客和时髦玩家之间，轻松写意，理着光头，显得比实际年龄53岁要年轻;他个子不高，很壮实，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谈到了他义无反顾的逃离、他的新书以及他如何计划今后继续写作。
关于他流亡到德国来推销自己的著作这一点，廖亦武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想远走他乡或逃离，只是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我的书就无法出版，我估计短时间回不了国，我正在为我写监狱生活的书作宣传，然后我会去美国推销写基督教的书，再去台湾出版监狱书的中文版，最后回到德国，接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学金的资助在柏林居留1 年，以上全部完结后，再看看他们是否还‘惦记着’我。”
廖透漏，当局曾对他说：“你的两本书不能在海外出版。”一本是写监狱的，另一本是写神的，他们说这二本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廖据理力争。他们要求廖签署一份文件（答应不公开），他们说这些都是“非法的文化产品”，这两本书有泄密之嫌。
记者提问说，现在的政治镇压比过去严重吗？ 廖回答:“是的，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呵呵，我也说不清楚，我认为这是政府自身的问题，那个‘茉莉花革命’的呼吁，他们大惊小怪，那只是一些人在互联网上发的帖子，在中国并没有发生，但帖子出现后，他们总来找我，一遍一遍地问。没有人听说过！他们神经过敏。 ”
他还说:“说我的写作是非法的……莫名其妙，我只是写东西，就犯了他们的法律，我不想犯法，我对他们没兴趣，希望他们也别来烦我。”
他表示，监狱书写的是悲剧。在重庆服刑，有一次，他们折磨得廖痛不欲生，当时廖把头往墙上撞，想自杀，死去活来。几天后非政治犯过来说：“嘿，哥们，如果你真的想自杀，撞墙太笨了，最好这样干：把太阳穴对准墙上凸出的钉子撞，这样效果更好，真的。”
当局对廖说：“如果你出版这本书，我们就把你送回重庆。”这实在太可怕。他们说，他们不介意毛泽东时代的事，这方面题材你可以写，50年代和60年代都行。
对于写基督教的书这个禁忌问题， 廖说:“在中国，宗教问题不是小事，它是个禁忌，尤其是以基督教为主题。我写的时候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哈哈，如果我想到了，就不会写这本书了（笑）。他们说海外出版是非法的，这就奇怪了，外国人读到它，觉得是一个秘密，中国人就不会，所以对约翰逊来说是秘密，对我来说不是（笑）。”
至于为何廖只写基督徒，而不写佛教徒这个问题，他说:“我是那种没有明确计划的人，我有缘碰到基督徒，受到了感动，所以我就写了。”
至于如何采访基督徒，他说: “我在云南试图采访中国最后一个地主，他在早期共产运动中受到迫害。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一些基督徒的情况，我去见他们。那是一个非常穷地方，穷得你无法想像，没有电，没有公路，没有电话。我们走了4、5个小时才遇到一个村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个村庄竟然有一座教堂，一个世纪前西方人来到这里建的，真了不起。”
他接着说:“他们在这里传教一直到1949年共产党掌权。随后外国人被驱逐，很多的基督徒被杀害，发生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地残酷。其中一例，一个家庭中父亲被处死，弃尸路边，不允许家里人收尸，当我听到这儿，禁不住潸然泪下。”
关于写作与录音的问题，他回答道:“其他一些书籍没有录音，《上帝是红色的》有。但是当我写出他们的话时，我尽量做到尽善尽美，我是个作家，所以我想尽所能写好他们的故事。 ”
至于那本有关监狱的全部细节是如何记得的，他说: “我有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副本，用小字作的笔记夹在书里面，实在很难，但用这种方式我能够找回许多的记忆。这些书各有特点，《上帝是红色的》困难较大，因为我不得不走很长的路，吃了很多苦头，但我很高兴能写这本书，故事生动感人。至于监狱的书则很难下笔，经历太痛苦。 ”
现年53岁的廖亦武以亲身经历感慨道:“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思想和文学的黄金时代，然后是1989年6•4事件，然后是改革和经济增长。没有人想到共产党会如此顽强。共产党是造成那些移民潮的原因，它掌权造成大批人逃离，然后是1989年，又一波约10万人逃离，现在又一波新的逃离浪潮，即使经济状况不差，至少在艺术界是这样，你在中国做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事情。”
他还说:“如果你回国，你只有三种选择：再次逃离、坐牢或被禁，我不得不逃离。刘晓波和艾未未没能逃走，但我逃出来了，这可能是因为我采访了很多底层的人，所以我了解警方的想法，这让我找到了出路，我有黑道的关系。 ”
至于在国外生活的习惯问题，他说:“我喜欢柏林，东柏林有很多地下酒吧，让我想起中国。有一条街上有很多妓女，我去过那里很多次，观察德国妓女和中国妓女有什么不同，德国妓女更客气，如果你不想要，她们不强求；如果在中国，你会受到围攻。 ”
他最后说: “我是想在中国出版，但自2001年以来我一直没能达成愿望。 20世纪90年代出书就很难，但2001年后一本也出版不了。非法的地下出版很多，大多数是与性有关。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了一些好消息告诉你：你的书在下层能与性书籍媲美！真滑稽。但今年即将推出的两本书是我最看重的，它们倾注了我的感情，最让我感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