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12日讯】除了今年，过去的十年来，每年的9月11日我都在外或旅途中，其中5次是在飞机上。毫无疑义，每年的这一天，尤其是在飞机上时，我的思绪就会联想到 9/11恐怖袭击事件。
事实上，十年前悲剧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我们的心头，影响久长。
2001年9月12日，魏京生和我本应从华盛顿飞往瑞士。9月11日的早晨，我们在距美国国会大厦1公里，距五角大楼2公里的地方，收到了一个记者朋友的电话，叫我们立即去看电视。电视里，世界贸易中心北塔正在燃烧，主持人在探讨原因。但我们都认为，那是蓄意的行为。最难忘和痛苦的时刻是我正在对魏京生作“希望没有另一架飞机去撞另一幢楼”的评论时，第二架飞机出现了。我不由地喊出：“美国被袭击了！”
早在90年代起，特别是在1993年2月的世贸大厦爆炸案后，我就认为这种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不曾想像过9/11袭击这样的情景与恐怖。
在我们观看电视的现场直播时，我联想到下一个目标就该是华盛顿，尤其是美国国会或白宫。因此，当我们感觉到地面震撼以及之后的巨响和门窗的震动时，我查看的是国会大厦。起先报导的是美国国务院被撞，但后来被纠正为五角大楼。半小时之后，我们了解到，有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我当时就想，那也是针对华盛顿的。
想到由此所能造成的成千上万的伤亡，我立即给纽约的亲友们打电话确认他们的安全。电视上最悲惨的一幕是世贸大厦上的那些人寻求生路或只求速死，他们站在高楼的窗上却又不敢跳下。那种无望的感觉真是令人寒心。
总就意外的非正常死亡作了思想准备的我，不免好奇那些可怜的人在此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想法，进而更对他们及其亲人感到同情。
那天的后来，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我们第二天的飞行也被取消了。只好通知在欧洲的主持人推迟我们的活动。魏京生还让我打电话给一些美国朋友，包括国会成员的朋友，来表达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这其中包括美国众议员考克斯，他后来成为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第一任永久主席，其职责就是专门就9/11袭击后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予以授权和政策监督。多年来，为了一些严肃且理性的事务,我多次出入美国国会，很少有感情的成分。但那天晚些时候的一幕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人们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门口，以歌声来表达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团结一心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
我深信一个民主制度必须、最终也必将克服少数人的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因为它有着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那是混乱的一天，但也是体现人情和爱心的一天。我们收到了许多关心我们的朋友的电话。考虑到需要人献血的可能，我也曾试图与美国红十字会联络，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像许多其它地方一样，他们似乎也对这次袭击缺乏全面的准备。
后来，老魏和我决定去五角大楼方向，看看情况并在可能和需要的情况下提供帮助。在我们从华盛顿的西南角，穿越波托马克河行驶在395号州际公路上时，可以看到五角大楼另一面冒出的浓烟。有些穿着正式、公文包在手的人在高速公路行走。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场景。当时，去五角大楼的出口已被堵上，显然已有很多急救人员。于是我们继续南行，去店里采购食品及其它用品以防不测。在购物和午餐后，我们发现395北行到华盛顿的路也被封锁，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了一个灵巧的方式返回华盛顿。
之后的三天，为了避免我们在欧洲的活动不得不被取消，我花了点力气终于靠“后门 ”定了两张于9月18日去苏黎世的票。于是我决定在行前返回俄亥俄州。没有北行的机票，我只好驱车回家。
二十多年来，在这条800公里长的华盛顿到托利多的路上，我来回上百次。但这一次的旅行却是记忆最深的。那天路上车辆稀少，尤其是天上没有飞机飞行的喷气尾线！当夜色来临，尤其是靠近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星星显得分外明亮。我无法辨别那是由于空气污染减少的缘故，还是悲剧引发的感情型的误差。
美国联航的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的地点尚克斯维尔离70/76号州际公路不到 5英里，那是我来返华盛顿的必经之路。尚克斯维尔坐落在萨默塞特县，是劳雷尔高地的一部分。这是我800公里路线上海拔最高的地区。它的冬天寒冷而又黑暗，常常还有鹅毛大雪，威胁着旅客们的前行。在那一带，我的车曾在冬天抛锚过两次，把我冻得够呛。然而，2001年9月中旬的那一天，当我开车路过93号航班在尚克斯维尔坠毁的地区时，感觉才是最冷的。
我崇仰93号航班上的那些乘客，他们是真正的英雄。面临威胁和死亡，他们勇敢地与恐怖份子作斗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别人。
2001年9月18日，魏京生和我终于登上了去欧洲的飞机。飞机上有许多穆斯林，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前途未卜，很多乘客显得紧张和焦虑。
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不仅仅是美国人，也包括这些穆斯林。
我们的飞机离开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的机门??并上了跑道后，却停了下来，整整好几个小时。我注意到，机场上已没有飞机的降落和起飞。之后，十多辆警车和军式车辆包围了我们的飞机。这使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我迅速地就权威方面一旦把我和魏京生分开的可能作了安排。果然，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只带上自己的身份证、机票和一个小袋子，立即离开飞机。黄昏的飞机口上，许多身穿深色服装、手握机枪的美国法警严阵以待。我们逐一被仔细检查。所幸的是，虽然没有正式的护照，我们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我们被告知，在我们即将起飞前，联邦调查局发现了一些事情。我虽不完全相信他们说的，不过也只好接受，就当是个演习吧。我们还被告知，航班必须推迟到明天。在此期间，杜勒斯机场手机信号被屏蔽了。结果又是一轮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因为我得及时通知欧洲的主持人，不要从列支敦士登到苏黎世来接我们。
在9/11悲剧的一个多星期后，我们终于飞往欧洲。在我们的飞机飞越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上空时，我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废墟里冒出的浓烟。想到两千多条活生生的人命葬身在那里，我的呼吸好像也停止了。
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对美国的袭击，以及恐怖主义造成的数千无辜人民的丧生，我相信并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然而，如何反恐，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2002年9月11日，我与魏京生在意大利的奥维多参加活动。那是非常忙碌的一天，但我还是抽时间观看了有关美国的纪念活动的电视节目。
2003年9月11日，我在华盛顿特区。 在那3天前，我在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会讲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政权利用9/11悲剧且更加强了对自由的镇压。
那时，美国政府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目标的战争已经展开。那是场很不容易的战争。但人们是否意识到国家恐怖主义的灾难？国家恐怖主义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无辜死亡，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被迫害，数亿的老百姓受打压。
对我来说，每年的9月11日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种启迪：它激励我们反击恐怖主义，包括独裁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
2011年9月11日
──转自《魏京生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