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命丧“反右”运动的胡适之子

胡适育有三个孩子，长子胡祖望、长女胡素斐，次子胡思杜。生于1921年12月17日的胡思杜，年少时患过肺病，因此读小学时时读时辍。胡适为此曾请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其家庭教师。后来他重新入校读书，但并不属于聪颖那类的学生，而是喜欢交朋友和玩乐。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祖望于1939年、胡思杜于1941年先后赴美读书，胡思杜选择修读历史。1948年，当他与父亲的朋友一同回到北平时，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邀请其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对中共没有什么了解，但自认为没有做过对其有害的事情、不会被其怎样的胡思杜决意留下，而不是随父母南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虽然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给儿子留下了一些细软和金银首饰后离去。

1949年9月，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给在美国的母亲，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1951年，中共为了加强对知识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

在“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留下的细软上交给中共，“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并表示要加入中共。可以说，在唐山工作期间，胡思杜一直认真努力地工作，希望以此为父亲“赎罪”。

胡适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曾记述来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然而，大概迫于压力，这个女朋友最终与其分手，此后再无人愿意与思杜谈恋爱。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份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一些知识份子上当，这其中就包括想入党的胡思杜。他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在其亲戚胡思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文革期间，担心红卫兵抄家，胡思孟就将胡思杜的书大部份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10多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 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离世的消息，因为在他生前，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如今，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于丁亥年八月初四夜。

1980年，胡思杜被中共当局以错划右派“平反昭雪”。地下有知的胡思杜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共会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