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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移民的故事

位于悉尼的“欢迎墙”上记载着许多移民的名字,他们的背后有着很多的故事。(摄影:何蔚/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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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9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何蔚澳洲悉尼报导)每一个移民,每一个移民家庭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故事也不同。本报记者有机会了解了来之不同国家的几位移民的故事。

简妮丝•皮特森的故事

澳洲SBS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简妮丝•皮特森(Janice Peterson)的父母是来自南非的移民


澳洲SBS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简妮丝•皮特森(Janice Peterson)。(摄影:何蔚/大纪元)

简妮丝说:我的父母在70年代中期乘坐一艘意大利客轮,从南非的开普敦启航,来到西澳的弗里曼特尔(Fremantle)。我的父母也可称之为是船民,只不过他们有护照和合法的文件。但他们同样是为了逃离独裁政权和迫害,希望在澳洲实现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那个时期的南非政权推行极端的种族歧视政策,生活令人窒息。我父母的生活和机遇都取决于他们的肤色。我父亲小的时候,因为有着深色的皮肤竟然不能与他的白肤色的妈妈同乘一辆巴士。种族歧视和仇恨令人无法承受。我的父母,因为勇敢地发言反对政府,被人告密而被当局拘留。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他们所经历的,所以,他们带着幼小的儿子 – 我的大哥戴尔,告别家人和朋友,来到澳洲。

在抵达西澳的弗雷曼特尔(Fremantle)后,他们走进一家商店,柜台后面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微笑着抄著浓重的澳洲口音招呼他们:“Gday”,并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那一刻,我的父母的心被这简单的热情所温暖,也第一次体验了澳洲社会的肤色平等。

几年后我在悉尼出生,我两岁时,我们搬到了离悉尼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中央海岸。在那里,我们是唯一的深肤色的家庭。但我必须说,我从来没受到过歧视,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今天,我住在我最喜欢的城市—悉尼,有一个美好的伴侣和一个美丽的小女儿。我拥有我理想的事业,我经常很荣幸地被邀请人去别人家里作客。我生活在我的梦想中,我想,这也是我父母的梦想。

卓娅•哈里森的故事

卓娅•哈里森(Zoia Harrison)是俄罗斯人。她的移民故事却是有关中国的。她说,我的祖父在俄国布尔甚维克革命时期,带着妻子和当时才5岁的我的父亲艾利克斯(Alex)越过中俄边境,逃亡到中国。在位于中国西北古代丝绸之路北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


卓娅•哈里森(Zoia Harrison)。(摄影:何蔚/大纪元)

我的父亲艾利克斯在中国长大,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成立了家庭。直到1949年,毛泽东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卓娅回忆说,1957年,我四岁的时候,毛泽东的共产党政府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强迫人们加入人民公社。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到处都是,囚犯被迫在非人的条件下工作。

她讲到在1958年,毛泽东宣布大跃进,他认为可以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他强迫所有的农民放弃种田去炼钢,如果发现有人在种地,所有的人都跟着遭殃。毛泽东的所为与俄罗斯的斯大林一样,在制造饥荒。他强迫人们做所有的事情,给的只是一碗汤。当人们开始抱怨饥荒时,毛泽东说是麻雀吃了粮食才发生饥荒。他发出命令,消灭麻雀,然后,再是消灭苍蝇,蚱蜢等。

不久我的家人都处在饥饿之中,我的父母告诉当地的共产党政府,我们希望去美国,我们立即被戴上美国间谍的帽子,并被告知,我们将永远不被允许离开中国。1959年我们试图逃往美国,但我们被中国士兵截获,并把我父亲关到监狱里。而我的母亲被迫长时间站在冰块上,直到她腿麻木后人瘫倒在地。

经历了很多的曲折,我们终于得到了去海外的旅游签证。在过广东边界进入香港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剥夺了我们所有的财物,包括我父亲为旧中国政府工作时所挣得的黄金。

我们被警告,对我们在中国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不能说一个字。在香港待了三个月后,我们没有按原计划去美国,而是到了澳洲,这个幸运的国家。

我们全家在悉尼住了下来。我的父母租了一个白俄罗斯女子的私人房子。这名妇女患有精神病,她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在我们卧室的地板上吃饭,谈话声音不能大过耳语声。

幸运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父母在红坊(Redfern)的路易街(Louis street)买了一间有阳台的房子。然而,我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伤了他的手,伤很重,伤口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愈合,我父亲因此失去了工作。

我的父母没有了收入,无法支付他们的抵押贷款,也没有钱购买食物,即使有地方可以请求帮助,当时我的父母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我记得他们当时非常担心。但澳大利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我的两个哥哥开始在我们家门口的人行道上卖艺。在早上,他们为走在上班路上的人们演奏手风琴和口琴,我的任务是挥舞我父亲的礼帽,问候路人,并用帽子收集他们给的钱。如果捐赠钱的人不多,我就唱俄罗斯教堂的赞美诗。

不久,我的哥哥们在悉尼市场找到了工作。每天早晨上学前,他们跑着去市场,赚取我们的午餐费。这个工作是很累的,有时我的哥哥们在课堂上睡着了。

一天,舍甫琴科(Shevchenko)先生来看望我们,他说,他是红十字会的,并问了很多问题。在他的访问之后,我们在经济上得到了帮助,还有人送给我们食物,我们不再挨饿了。我的父母常常回忆起他们在中国的艰苦生活,说他们是多么幸运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形容说,生活在澳大利亚,就像生活在上帝的怀抱里。

将我父母的名字刻在“欢迎墙”上,是我对我父母表示感谢的一个方式,我感谢我的父母尽他们的一切力量,给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科皮夫妇的故事

马利•科皮(Mauri Korpis)和妻子莉(Lea)是1960年从芬兰移民来澳的。科皮先生说,移民前的一年,报纸上一个有关澳洲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广告上描绘澳洲是一个温暖而充满阳光的地方。


马利•科皮(Mauri Korpis)。(摄影:何蔚/大纪元)

1959年12月,他与妻子莉结婚,他们年轻而无牵挂,因为对阳光和温暖的向往,他们选择了到澳洲度蜜月。他们当初打算,如果他们喜欢澳洲,就在澳洲生活一年,然后回去。

科皮先生记得很清楚,当时正值芬兰的隆冬季节,离开芬兰的那天,气温在零下36度。他们所乘的客轮一路冲破寒冷而黑暗的海浪,将他们带到西澳的弗里曼特尔(Fremantle)—一个有着金色海滩和明媚阳光的海港。

从冰天雪地的欧洲北方,来到温暖的澳洲,科皮夫妇发现他们再也不想离开了,于是,他们在悉尼定居下来,并很快接受了澳洲的生活方式。科皮先生是一名建筑工人,他很快就在悉尼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1963年至1973年之间,他荣幸地参与了悉尼歌剧院的建造工作,作为一个领班,他带领建筑工人,以辛勤的付出,使这座世界著名的建筑从图纸成为一个建筑艺术的实体。科皮先生感到能为他的新国家做出这个贡献是他的荣耀。

科皮先生风趣地说,他的妻子莉是通过阅读澳大利亚妇女周刊(Woman’s Weekly)自学英语的。最初莉很想家,但她觉得澳洲是一个可以实现生活梦想的地方,她下决心了解和学习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文化,并在澳洲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莉说,我认为学会爱你所生活的地方,爱澳洲这个我们称她为自己的家的国家,是很重要的。

虽然科皮先生的家现在是典型的澳洲式的,在后院有一个游泳池。他们的生活仍然保留着一些芬兰的小特点,如在车库里的桑拿浴室。

(责任编辑: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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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28 1:0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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