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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中国人应该明白的事(续二十四)

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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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1月18日讯】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本文拟就当今及历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盖的诸多历史事件中的部分大事的如实解读,帮助你廓清迷雾,恢复良知。

蒋介石——人民公敌还是民族英雄?(上)

蒋介石(1887年-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乳名瑞元,祖籍江苏宜兴,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1975年清明节逝世于中华民国台北市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今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1-5任总统等职务,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立宪制度的国家。

蒋介石,是中国大陆一向对“蒋委员长”的称呼,而在台湾或海外华人中,一般称蒋中正或蒋公,由于本文旨在给中国大陆人讲述真相,故还沿用大陆的惯常称谓——蒋介石。但其实是蒋中正的,因为中正是名,介石是字,中国大陆称介石,是因为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方面称中正,中共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且极权暴力邪恶的中共不喜欢中正的涵义,称蒋介石是有故意轻慢、侮辱、泄恨蒋公之意,其潜在之意实与“蒋匪”相近,是在敌视基点上,出于狭隘小人的阴毒快意之举,不是坦荡君子的客观公允所为。而且,中共几十年来一直提蒋介石如何如何,实际是以反蒋来掩盖反国民政府的非法行径,以反蒋作为暴力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挡箭牌,为自己的非法行为谋求合法性。

多年来,中共把自己打扮成革命、正义、正面的形象,而把蒋介石描绘成一个彻头彻尾、不共戴天、十恶不赦的坏蛋,一个妖魔,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总代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的利益,不顾人民的死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对江西红色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迫使红军长征;特别是八年抗战期间,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使大片国土沦陷敌手,是人民公敌。甚至到了台湾还不老实,还要反攻大陆,企图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让中国人民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关于蒋介石,中共所有的电影、电视、广播、戏剧、书籍杂志、小人书画册及教科书等宣传的全部都是以上内容。五十岁以上的人,完全就是在骂“蒋匪帮”的环境中长大的,提到蒋介石、国民党无不充满敌意,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

那么,真实的蒋介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要搞清这个问题,在前些年的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可能,因为这牵扯中共的合法性问题,只有把蒋介石描绘成一个杀人恶魔,反蒋才合法,中共的所谓“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才合情合理。所以,中共极力掩盖事实真相,采取绝对化、一面倒的宣传手段和控制手段,禁绝人民知道真相。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真相逐渐为世人了解,特别是《蒋介石日记》的开放与研究,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也从“人民公敌”的公式化、脸谱化角色恢复至本来面目。

公众对于蒋介石的公允认识基本源之《蒋介石日记》的面世,此前,蒋介石给人的印象受中共造谣污蔑及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影响,多有负面评价,鲜见褒誉之词。要正确的认识理解蒋介石,须要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二是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前者是公众的外在的蒋介石,后者是属于自己的内在的蒋介石。唯此才能全面掌握、不失偏颇的反映蒋介石的全部整体。

蒋介石日记自1915年至1972年健康恶化为止长达57年之久,从未间断,真正做到了“三省吾身”,这对于戎马倥偬、日理千机的国家首脑来说,没有强大的自我约束力是无法做到的。此等自律、有恒之功夫,让许多学者都佩服不已。

蒋介石的日记被其后人全部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其1917年至1945年所记已对学者开放,其中内容,不但记录政事,也有私生活;不但有他的功绩,也有他的败笔和寻花问柳的丑事。从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愿意而且勇于向历史负责的人,他的内心是光明的。他思考的是中国的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势力和地盘。这与中共的妖魔化宣传完全是南辕北辙。据《联合报》报导,大陆研究蒋的权威学者、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在研读过“蒋介石日记”后评价:“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

西方史学界对蒋介石如此评价:“律已甚严”、“生活节俭”,有“钢铁般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各种伟大优点,使他成为一个忠诚爱国的、不与人同流合污的和足智多谋的领袖,他百折不挠地决意保持其它国家的独立,不受任何外国控制,一心要为他宪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础”。

中国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学者武之璋、郑义在《客观公正地评价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一文中指:“根据避免泛道德主义的标准,根据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原则,根据改朝换代后不用政治力量污蔑对手的中国历史学传统。再参考大量的国府档案,我们可以确认蒋在近代史上功大于过,蒋的失败不只是蒋个人的失败,蒋的失败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的重大挫折;共产主义的暴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牺牲了大批国共双方的菁英分子,这股逆流饿死了数千万善良百姓,这股逆流让中国社会倒退了几十年。最后中共放弃了共产主义,以致于虚耗了几十年后一切从头开始。”

蒋介石生前从未公开自己的日记,他的日记是为了“吾日三省吾身”写给自己看的,而不是“毛泽东选集”是为了造神和愚民。因此,他的日记展示了一个完全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去世,日记由儿子蒋经国保管,蒋经国去世则由蒋介石的孙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去世,2004年末,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把共50本《蒋介石日记》全部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并同意胡佛研究所将日记原件进行永久保存的技术性处理后,从2006年到09年,分四批向公众开放。胡佛研究所华裔研究员、近代中国档案及特藏馆负责人郭岱君,全程参与了《蒋介石日记》的接收,并主持整理和研究工作。

郭岱君指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对于了解一个真实的蒋介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她说:“蒋介石几乎半个世纪都是中国的主导人物,所以他的日记里面记载的东西,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重大政策,重要人物,重要决策过程,等等,是非常有帮助的。不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更对于很多我们一知半解,或者扑朔迷离,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的脉络。”

郭岱君表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蒋介石本人,更有助于人们研究从1975年上溯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真相,“所以我们看日记,也看到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变化和发展,包括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有领导人物与外国的关系,包括非常广泛。”人们还可以清楚了解到,蒋介石为什么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领导国民党和领导中华民国,“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在国民党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当时,如孔祥熙、宋子文,还有汪精卫、胡汉民,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不管是汪精卫,或者胡汉民,他们主政,都需要蒋介石。为什么?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所信赖的人;他创办了黄埔军校,他有军事的基础;他看事情会想到中国的东南西北,北方的外患,西方的边疆,东边的日本,南边的其他国家,他会有一个权衡;他自己非常努力自修;然后苏共也对他另眼相看;加上他本身的政治手腕也相当圆熟。假如历史重来一遍,他还是要脱颖而出。”

不少史学家惊叹,《蒋介石日记》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权威性”,而日记内容颠覆国共过去的官方论述,将蒋介石从“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撤下,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现蒋的民族气节及抗战功绩,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质。研读《蒋介石日记》,不但还原了历史真相,也让人认识了真实的蒋介石。很多学者对蒋介石的印象开始转变,并呼吁中国大陆要去面对他的功绩。

综观蒋介石的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领军北伐,结束割据,统一中国;领导抗日战争并取得全面胜利,确定中华民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退守台湾,建设台湾,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薪火传承,秉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维护光大中华民国。如果再概括地说,其实就是两件事:其一,是力阻共产红祸乱中华;其二,是延续中华道统,保全中华民国国体。此二件事,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一、领军北伐,统一中国,力阻共产红祸乱中华

民国之后的军阀割据是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渐渐形成的。满清为了扑灭太平天国,只好放权给地方官僚,包括军权及财权,如组织军队,开征釐金。至满清末年,藩镇割据隐然成型,而满清新政,很大一部分是针对藩镇割据的改革,收回财权与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力量,此举当然遭到地方督抚的激烈反对,也加速了满清的崩溃。辛亥之后藩镇割据局面仍旧延续。解决藩镇割据是当时政治人物的共识,载沣搞过,袁世凯搞过,但都以失败告终。藩镇割据,导致市场被切割,阻碍了商品流通,商业交易成本非常高,现代财政体制无法建立。关键是地方截流税款,架空中央财政,此为经济原因。同时,兵权私有,又让军阀拥兵自重,削弱中央威权,不利国家大统,此为政治原因。因此,北伐势在必行。

北伐时期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此时期奠定了蒋介石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为后来的一切准备了条件。二、此时期蒋介石及早认识并阻遏了共产红祸的蔓延,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甚至可以说蒋介石对中国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此。当然,这种认识是基于九十年来,特别是中共专制独裁对于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害。如果不是蒋介石极力主张反共,中国的赤化可能更彻底,灾难更深重。

蒋介石6岁入私塾。17岁入奉化凤麓学堂。1906年清政府陆军部保定军校招生,蒋介石一路过关斩将,自浙江省1000多民间考生中胜出,成为最终被录取的14人中的一个。读书期间,一次课堂上与日本教官交锋令人刮目相看:日本医官于授课中拿一块泥巴示众,谓此泥巴可藏四万万个细菌,像你们四万万个中国人。蒋介石闻听当即赶过去,掰下泥巴的八分之一对日教官说:“日本人有五千万,按你的道理也能寄生在里面了。”1908年,蒋介石就读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期间,接触到了旨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潮,加入由孙中山于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蒋潜回上海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蒋成功刺杀了孙中山异己——曾为光复会领导人的陶成章。蒋介石刺陶时表现出的眼光、魄力、果敢和勇气,赢得了孙中山的欣赏和信任,日后倍受重用,倚为柱石,这是他能在十余年间超越党内众多元老捷登高位的重要原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926年7月,蒋介石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最高领袖。之后,国民党中央开会决议北伐,并任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北伐正式开始。其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国家被地方势力割据。各地方军阀与各路诸侯,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施展了各种卑鄙手段软磨硬抗,滞阻了中国当时的民主政治宪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这些军阀主要有:1,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系;2,奉系军阀张作霖;3,军阀冯玉祥系;4,军阀阎锡山系;5,四川军阀系;等等。军阀之间的战争和对蒋介石政府的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这是北伐的主要原因。

北伐可以分前后两期,前期北伐是从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在8个月的时间之内,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参谋总长的北伐军收复了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6个省分,打垮了两个军阀集团,一个是华北吴佩俘军阀集团,一个是华中孙传芳军阀集团。后期北伐是从1928年4月到1928年6月,蒋介石打垮了东北奉系的张作霖军阀集团,收复了北京、天津。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改换旗帜,从此结束了1912年以来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初步完成了中国统一。经过两年的战争,北伐结束,各路军阀诸侯基本归于中央麾下。

北伐之初,蒋介石发表动员令:“本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才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国初步走向统一大业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作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基础准备。随着北伐的成功和结束,中国进入了令全世界历史学家都赞叹不已的黄金十年—1927年至1936年。领导北伐战争的总司令就是中共蔑称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北伐结束后,蒋介石立即着手整顿军备,增强了国防力量;整顿财政,增添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使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在此前后,自苏俄传入的以暴力为特征的马列主义开始流毒中国,迅速渗透中国各地。也是天不灭中华,在这股恶势力意欲膨胀的时候,共产邪恶遇到了天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有智之士强烈抵制。蒋介石也非天生反共,而是曾对其抱有期望。但苏联之行,让蒋介石认清了共产主义不宜在中国施行。

1923年8—11月,蒋介石受孙中山之托,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进行考察,历时三个月。据蒋在《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交待:“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蒋在苏期间,发现苏俄不欲兑现援助革命政府的承诺并坚持认为蒙古不属于中国,他还发现苏俄当局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认识,“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并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蒋自此认定苏俄乃“赤色帝国主义”,共产主义亦不适于中国。“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像所能及的。”蒋将其在苏俄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

综括他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对于中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蒋介石深感此问题的重要性,曾致信党内高层廖仲恺,详解游俄体会:“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三个月的苏俄之行,对蒋介石反共意识的形成与加强作用是巨大的。民国18年(1929年)4月25日,蒋介石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的演讲《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中,对共产红祸的本质及其危害与防范措施阐释的尤为清楚明晰。他说,湖南共祸之所以这样蔓延,考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一般青年,没有认清共产革命的性质和方法,也没有认清共产革命,是不是适合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性,他们误以为适合于俄国的共产革命,也可以适用于中国。他们误认共产革命,可以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可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压迫,思想上既有这种错误,所以行动就不免盲从。为图谋人民利益计,为促进民族独立计,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便不能不加以纠正。蒋介石说,解决问题,要以事实做基础,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是乃是根据许多经验,许多考察,而得的结论。一切行动,都要根据这个原则去决定去推行,然后才不会错误,才会成功。

蒋说,俗语说得好,“对症下药”,在下药之前,先要把病看清楚才行,如果病源病象都没有看清,就随便下药,不仅不能医好,而且反要弄坏。革命主义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决定。一国所采取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别国,因为适合甲国国情的革命主义和方法,不一定适合于乙国。因此,在甲国成功的革命主义和方法,在乙国难免失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知在中国行共产革命,不仅是无益而且有害。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的环境,根据中国国际的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

蒋介石说,就革命动机来看,俄国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根本不同,俄国共产党革命的动机起于阶级争斗,起于恨。中国国民革命的动机是在求民族独立,就是求人类和平,是起于爱。中国两百多年来受了满清的专制,人民痛苦已经是水深火热,近80多年来又加上一重帝国主义的束缚,人民的痛苦,更加利害。所以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体人民,整个民族,这是由于爱。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阶级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阶级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阶级,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爱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既不许肆行屠杀,在革命的成功后,就可以实现和平。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革命的动机不同,革命的结果也当然两样,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一点。

蒋介石说,就革命性质来看,苏俄的共产革命是阶级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苏俄的共产革命在以所谓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本位。在共产党的眼中,除无产阶级之外,没有别的人民,除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社会利益。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是以全社会全民族为本位的,除却军阀官僚以及依附帝国主义者的买办阶级以外,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时实现,既不牺牲某一阶级的利益,也不只图某单一阶级的利益;至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当然毫不忽视。只有全民族得到解救,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全社会利益得到实现,才能增进全民族的福祉。而且我们认为解救全民族,事实上就是解救无产阶级,实现全社会的利益,事实上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不同的第二点。

蒋介石说,就革命方法来看,苏俄共产革命不外两个方法: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阶级为本位,他们的革命方法,当然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把整个社会,划分做许多对立的阶级,他们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所以阶级的意识,如不明显,他们要使之明显,阶级的冲突,如不激烈,他们要使之激烈。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打倒其余一切阶级,革命才能成功,这便是他们革命的一个方法。此外他们还要夺取民众和武装暴动。他们以为要发展革命势力,非有伟大的民众拥护不可,而要得到民众拥护,非民众服从共产党指挥不可,所以他们常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使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然后可用威迫利诱的方法,夺取民众,来做他们的奴隶,民众而可曰夺取,是其已不当民众为人类了。徒唱高调,以最远的将来的利益引诱民众,使之效力,又以政治力量强迫民众,听其指挥。而中国的国民革命则不然,国民革命的性质,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会为本位,国民革命的方法,当然是联络全社会被压迫的人民,统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详细说,不问他是属于那一阶级,都要统一在一个联合战线之下。至于国民革命,当然是要民众参加的,然而我们要民众参加,不是采夺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训练的方法。我们既不以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饵,而引诱其为我们的工具,更不以什么势力做威胁,强迫民众服从。我们只在宣传主义,使民众了解实行三民主义,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民众了解了三民主义,自然会自动的参加革命,不须去夺取。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和苏俄共产革命的不同的第三点。

蒋介石说,苏俄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已从动机、性质和方法三方面来比较研究了。当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同情共产党的革命的,我当时以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力与之争,即此一点,就可证明,我对共产党革命的态度,其始并无丝毫成见。所以俄国革命之初,我就决心亲赴苏俄实地考察。哪晓得到俄考察的结果,令我以前对于共产党革命的一切希望,全归泡影,就是考察以后觉得共产党所号召的目的,以共产党的方法,决不能达到。所以俄国共产革命,决不能算是成功;即使退一步说,他们的革命可算成功,然而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理由如下:

第一,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既不愿以卑污的手段对待别人,也不愿别人以卑污的手段对待自己,所以残酷和卑污手段,在中国决不能行使,至少不会为大多数人所赞许。而且以残酷的手段革命,没有不失败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败,使帝制复活,就是因为过于残酷,使社会全体,发生反感。这种残酷手段,适用于残酷的民族,都遭失败,哪里能适用于和平的中国民族。再从革命的性质说。共产革命,是阶级的,前面曾经说过;单一阶级的革命,在产业十分发达;阶级对立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或者可以实行,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一,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

第二,在军阀已经打倒的现在,国内实在没有某一阶级十分压迫某一阶级的现象,只有整个民族,受帝国主义者压迫的事实。所以现在应该只有民族的利益,没有阶级的利益。如果以阶级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不能实现,阶级的利益也不能实现。因为整个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栖息于民族内部的某一阶级,那里能够得到利益。印度朝鲜的无产阶级状况,就是明证。但是如果以民族为本位去革命,不仅民族的利益可以达到,民族中各阶级的利益,亦可以实现。因为整个民族,能够发荣滋长,民族内部的各阶级生活,当然可以增进。这是从中国民族的国际地位,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

最后,以阶级为本位的革命,不能适用于中国,前面也已经说过。中国革命不能以阶级斗争为方法,乃是当然的结论。中国目前的唯一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然而要打倒帝国主义,一定要国家具有统一的实力,因此必使社会秩序安定,生产事业发达,则国家的实力,才能形成。阶级斗争和武装暴动,足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建设事业,乃是很明显的事。我们即使把杀人放火的暴动,暂置不论,只就罢工、怠工和抗租等举动而言,也会使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发生莫大的影响,受莫大的障碍。所以为充实国家实力,以打倒帝国主义者计,不仅武装暴动的阶级斗争绝对不能实行,就是罢工、怠工,和抗租等阶级斗争的行为也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别方面又用暴动、罢工、抗租等方法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事业,不仅是帝国主义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国主义者有益加侵略之机会,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动吗?!罢工是工人谋利益的武器,抗租是农人谋利益的手段。但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产业发达以后,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厂收容工人,工人的单纯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里能够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罢工、怠工,致妨碍产业的发展,乃是自杀。农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过高,国民政府当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制裁来减轻,不待农民的要求,更不须农民的运动。如果因抗租而扰乱社会秩序,致生产事业不能发展,也是自取灭亡。

总而言之,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这便是苏俄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的第三点。

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根据上述,大概可以明了了,只要知道共产革命和中国国情的人,大约不会再被共产党的欺骗。所以我希望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立即皈依三民主义。……

此后,蒋介石还在1935年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凡我同志,应知吾党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更千百倍于往昔。我总理深知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国家之治乱,系于社会之隆污,社会之隆污,系于人心之振靡。又知往古圣人诚正修齐治平之一贯大道,与修身为本之唯一至德,为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故特制全党党员守则十二条,通令全体同志一致遵行。务期父以教子,师以教弟,长官以教属僚,将帅以教士兵,共信共行,互切互磋,亲爱精诚,始终无间。人人能成为世界上顶天立地之人。

一、忠勇为爱国之本 ;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五、和平为处世之本;六、礼节为治事之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九、整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

蒋介石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认识之透彻、深刻及深远,即便在今天看来,仍如醍醐灌顶,促人猛醒。只可惜当时国民政府未能大加宣传,未为全社会所重视,未成为全体民众的主流认识,特别是未能让共产党控制的民众认识,这不仅是蒋先生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这是深以至憾的事情!如全体民众引为共识,中国的历史将得以改写。

蒋介石的英明真知灼见,散见于多处。在1927年4月18日《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中痛陈:“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在1943年所作《中国之命运》著作中指出:“五四以来,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风流之所在,一般认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国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这真是文化侵略的最大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

正是由于蒋介石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识,所以在抛弃马列、反共产行动上,态度坚决,毫不手软:1926年3月平息“中山舰事件”,5月提出“整理党务案”,打击了马列共产邪恶;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平息共产主义的暴乱,期间虽有误伤老百姓的事实,但其在各地肃清邪恶共产,自此与“联俄容共”政策彻底决裂,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1931年“9.18”事变后,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苏俄共产邪党以及盘踞之地进行多次军事“围剿”;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先后发动三次清剿共产邪恶的高潮,削弱了日寇的同盟力量。可惜的是,蒋介石虽然五次对共产邪恶进行剿除,但由于西安事变而功亏一篑。

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被称为“黄金十年”。在华东等地区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长足的发展;国民政府处理了租界问题,收回了部分外国在华享有的特权;积极进行了法律及刑罚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偿还国债、改革金融及货币系统、铺设铁路及建设公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对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加强教育方面等,都有长足进步。除此,蒋还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强调儒家道德价值,并且推行国语作为标准语言,推行卫生的现代生活方式,希望能在共产革命最活跃的江西省建立新秩序。等等。

此间,蒋还取得了与地方军阀的中原大战胜利,中央军亦随剿共进入本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各省军阀的地盘,大体统一了中国本部。蒋在与红军对抗的同时,在华北和上海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抵抗日本的侵略,修筑全国公路网,积极购进外国武器,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修筑牢固工事等等。让后来蒋的“以空间换时间”,以大西南为根据地进行长期抗战的策略成为可能。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了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并准备召开立宪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结束党治,还政于民,直到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在1937年全面爆发。

此间最为可惜的是: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以“兵谏”为名,挟持蒋达12天,向蒋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要求,史称“西安事变”。最终西安事变虽和平落幕,但剿共工作却功亏一篑,影响日后中国历史发展极为深远,让蒋恼恨不已。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详叙。唯有蒋先生给全国国民的遗嘱记述如下,以现其耿耿爱国护民之心: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

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

蒋中正

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解散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停止土地改革,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政府同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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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8 11: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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