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
1910 年秋，受革命形势的召唤，黄侃來到武汉，在武昌參加了文学社和共进会。又在家乡蕲春组织了一个名为孝义会的革命团体。武昌起义时，黄侃奔赴汉口，亲身參加了第一线的战斗，与詹大悲、何海鸣、温楚珩等并肩作战。后汉口不支，形势紧迫，黄侃急回家乡召聚孝义会，拟夺取县城武器，组织民军驰援汉口。但遭清军水师袭击，此事不果。这时汉口已失守，黄在九江巧遇前去上海求援的詹大悲，二人一起來到上海。（參张全盛《国学大师黄侃》，载于《名流成功之路》，中国文史出版社）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黄冈光復。因躲避追捕而隐姓埋名，在老家教书的熊十力參与其事。此后，熊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參谋。这年臘月，“黄冈四杰”李四光、吴崑、劉子通、熊十力在武昌雄楚搂聚会赋诗，庆贺光復。
武昌起义爆发时，章太炎正在东京讲学，听到起义的消息，立即回到上海。这时，章与孙中山的政見分歧增多，一是反对在上海建立臨时政府（南京光復后，迁南京），认为应该先承认武昌的臨时政府；二是提出以五色旗作为国旗。
和而不同
辛亥革命是一场包容性很强的革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參入，而包容性也正是辛亥革命領导者的性格特征。例如：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在意見上存在某些分歧和龃龉，但这并不会妨碍兩人的交往与合作。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华民国”这一国号。章太炎先生则著文一篇，标题是〈中华民国解〉，引古論今，对国号作了经典、精辟的阐述。1917 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孙先生被选举为军政府大元帅，章太炎则担任军政府秘书长。有分歧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宽容、公义的处事态度，开创新时代的民权、民族、民生革命，離不开求同存異的精神。
当1917 年10 月孙中山先生領导的护法运动爆发时，熊十力则來往于湘、桂之间，參入湖南民军事务，为护法运动奔走，后赴广东任职于护法军政府。（參阅郭着《熊十力传》第一章）1918 年的时候，三十五岁的熊十力脱去戎装，由军人决志向学，以修养自身、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这一次是熊十力人生之路上的一大转变。
孙中山逝世时，在靈榇奉安大典上，章太炎曾手挽一聯，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敬重之情：“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異；生袭中山称，死伴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洪”指袁世凯。挽聯說，孙、袁二人成败迥異，孙中山先生功在天下、名垂后世。
作为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大学者，太炎在革命“晚辈”面前表现出一些孤傲，似乎还不能算很不近乎人情。有人称太炎为“章疯子”则颇为过分，坊间的一些传闻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太炎与蒋介石先生之间的关系上，也有類似的捕风捉影。章太炎弟子陈存仁的一则回忆，似可纠正这个“误传”。陈存仁是中医专家，年轻时曾拜章太炎为师。据陈的回忆，有一年某日，章太炎在杭州的樓外樓饭店用餐，正好蒋介石也在这裡用餐。蒋先吃完饭，臨别时少不了寒暄几句，走过來与章打招呼问好，询问章的近况，又将自用的手杖送给章。陈写道：“章师对这根手杖倒很钟心，称谢握手而别。次日，杭州各大报大登这件新闻，說章师‘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三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既然是凭记忆，枝节上的误差在所难免，但在大体上应该还是合乎事实的。蒋介石先生向章赠送自己正在使用的手杖，章太炎则对这件禮物颇为满意，“称谢握手而别”。足見蒋、章关系其实也还融洽，种种传闻之中，恐怕还少不了刻意的渲染和抹黑。
反共心志
章太炎从來视中共为中华之異類、败国害民之徒，因而，当年曾经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合作”。章太炎认为，这时国内问题虽多，重点则在于“注意如何打倒赤化”（見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49页，中华书局。以下简称汤编《太炎年谱》），可谓远見卓識。对于冯玉祥，章认为此人“反復已多”、“患边疆者苏俄，而延致苏俄者为冯玉祥”，并說“应将冯俄密约从速取消，其赤俄所派军人党人前來參预军事、宣传主义者，立即驱逐”。（汤编《太炎年谱》第850、 851 页）当时报载，“章氏（太炎）于反赤化事，进行甚猛”（汤编《太炎年谱》第852页）。
1926 年3 月20 日，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章太炎当即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聯合”，在成立大会中，与会者“推章太炎（为）主席”，通电全国反对“赤化”，电文有“赤祸日炽，汉奸公行，以改革经济为虚名，而招致外患为事实，不亟剪除。年來海内有識之士，思所以抵御之者，大不乏人，反赤之声，洋洋盈耳，足征人心未死，公道渐昌。”（汤编《太炎年谱》第855 页）在“反赤救国大聯合”第一次干事会宣言中又表示，“反对赤化，实为救国之要图”，“过激派欲以赤化亡人国，诡谲变换，其后患也难知”。（汤编《太炎年谱》第861 页）。因此，对于蒋先生1927 年的“分党”（与共党分道扬镳），章必定会大为赞扬。那时，各地均涌现出不少反共救国的组织，如：“中华民国反赤同盟会”、“中华国民制赤会”、“反赤同盟会”等。
1936 年春，章为參加剿匪的二十七军军长李云杰撰写墓志铭，称中共为“贼”，（汤编《太炎年谱》第973 页）这是太炎本心的流露。1936 年6 月，此时东三省已经淪陷，章太炎为抗战献策，提出：“（将中共）驱使出塞，即以绥远一区处之。其能受我委任则上也；不能，亦姑以民军视之。”要点是将中共 “驱使出塞”，迫使其真正參加抗战。又說：“盖闻兩害相较，则取其轻，与其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危害轻也。”（見汤编《太炎年谱》第975 页）章始终认为中共是中华的祸害，但在日寇入侵之际，如能使中共处于塞外，其危害自会大为减轻。当然，中共怀揣着借日本侵略之时机蓄养势力的如意算盘，决不会去塞外前线与日军作战。
可以說，章太炎终其一生都是反共、反赤化的。熊十力则对中共存有一线侥幸之心，在大陸陷落之时不肯離开，因此事还与弟子徐复观闹翻。
徐复观曾身任总统侍从官的要职，被授予少将军衔，为蒋介石核心幕僚之一，參与机要。后來徐拜熊十力为师。到台湾后潜心钻研儒学，学问更加精湛，成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陸倾覆之际，徐复观劝老师熊十力離开大陸，老师反而执意要徐留下來，并请徐复观帮他在中央大学谋一个教职。在这裡，熊表现出颇多不谙世事的学究气，近于迂腐。所以，即将赴台的徐复观，回信讥讽“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見周为筠着《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此次一别，即成师徒二人的长诀。
1949 年大陸淪陷之后，熊十力还是先被优待了一小段时间。或许，大陸淪陷之初，熊十力对中共有过一丝幻想，但熊似乎从未申言“拥共”。从内心而言，中共的理念与熊的理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是时势所迫，希翼能相安无事，自己可做点学问而已，这才是真真确确的实情。不过，即使这样合情合理的一点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满足。随着时过境迁，针对附共名流的那一点虚假温情面纱悉数撕去，大陆社会、政治环境更趋恶化，熊十力少不了屡遭批斗、抄家的命运。彻底的心灰意冷之余，熊以八旬高龄愤而绝食抗议，随即罹患肺炎而终。
国学泰斗
章太炎是民国初期的古文经学大家，浙江余杭人，年轻时曾师从清末古文经学大师俞樾，著述颇丰。著作编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遗稿则编成《章氏丛书三编》。 其中，《訄书》是章太炎研究儒学经典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心得，涉及面较广泛，在研究方法上则兼采中西，洋洋洒洒，可說是章的国学思想的自然流露。
黄侃对章太炎执弟子之禮，后來又师从经学大家劉师培，为的是继承劉的家学（主要是《三禮》之学）。黄侃在音韵学上成就最大，整理出了一个完备、精密的上古音韵体系。黄侃虽为国学大师，生前却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后人整理的重要著述有《音略》、《說文略說》、《尔雅略說》、《集韵声類表》、《文心雕龍札记》、《日知錄校记》、 《黄侃論学杂着》等。《文心雕龍札记》则是汉语语法方面的重要著述。
熊十力虽讀儒学之书，起初却入的是佛学之门，曾在南京跟从佛学家欧阳竟无学习法相唯識学。后又由佛学转研儒学，后來成为著名的儒学家，也可称为国学家。熊十力的儒学思想融入了某些西方哲学、心理学观点，并受佛学的影响较深。著述丰厚的熊十力，被认为是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熊十力的主要著作有《新唯識論》、《十力语要》、《論六经》、《原儒》、《体用論》、《明心篇》、《乾坤衍》。虽然大陸没有什么学术环境，熊还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了几本厚厚的书（《原儒》、《体用論》及《明心篇》、《乾坤衍》、《存斋随笔》），自然是原來的老底子。
这三位国学家都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过或大或小的功勋，又都有显赫的学术成就，均为人特立独行、品行也清高。甚至还有相似的“缺点”，间或表现出些许的狂放及言语尖刻，也算是瑕不掩瑜吧。＠
（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全文完）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七 、三十八期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