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17日讯】我是谁？亦农亦工的农民工。从严禁迁徙而巩固城乡界线的“一五计划”的盲流打工仔，一路走到改革开放的跨省流动民工潮。从踩动经济杠杆的廉价劳工，到国家发展，城市建设，GDP拉抬的垫基雄兵。在当局“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居心下，拨弄出我们数代颠沛矛盾的命运轨迹。
我是谁？非工非农的农民工。当国家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但城市与农村的户口却未能适时对接。从此，户籍制度如枷锁，箝制着实际人数远远不止2.42亿的我们。而职业是工人，户口是农民的全国最大劳动群体，就此沦为消失于国家社福政策中的次等公民，与被排除在政府照顾体系之外的城市边缘人。
我是谁？“城里挣票子，老家盖房子”的上一代农民工。年复一年挖煤采矿起高楼，打工一辈子只能求温饱。始终是农民，还是想回乡。只是当局大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强征良田强拆家，失地的我们，回乡种什么？
我是谁？“进厂又进城，离乡又离土”的新生代农民工。日复一日轮班端坐生产线，在过劳死与N连跳中，努力梦想落地生根的幸福。但现实很伤人，城市开门三座山，买个户口要上万。而未干过农活，稻麦分不清的我们，回乡做什么？
我是谁？“留守儿童死于校车，游牧儿童学校被拆”的农民工子弟。都说是祖国的娃，祖国的花，但打工子弟和其他小孩真的一个样？那为何当局宁可显摆为他国换新车，却不愿汰旧自家夺命车？印度早在10年前就有学童免费午餐，但咱们伟大城市还放不下我一张安静小书桌？
当局执政60年，我们是遭刻意消音的被动存在者；改革开放30年，我们是贫富巨差的压力承受者。而近来，又成了各地纷纷表态给予正名的被歧视者。
但是谁在歧视我们的身份？没有外人，而是享受我们劳动，却始终拒绝我们存在的“文明城市”。从坐车遭白眼到让座被嫌脏，但我们才是毛主席口中：“最干净的还是农民与工人，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从市容的煞风景到国际形象的不体面，我们是被逐出北京市区的有碍观瞻，却是跃登《时代》封面的年度风云人物。而警察治安管不好，就推说我们进城人太多，从美好前程才起步的大学生孙志刚，到摆摊孕妇，拾荒残者……，皆为城管施暴与嫁祸的无辜羔羊。
然而，又是谁在漠视我们的权益？不是别人，正是至今不敢落实既得利益者害怕的《劳动法》的当局。国家人口红利绝大部分来自我们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等，而我们要的不多，但却没有人和我们玩平等的游戏。形同虚设的工会，闭目不理的政府，让我们依旧在收入最低、环境最劣、福利最差、社保最少的劳动市场中游离浮沉。80%没有劳动合同的签订，每年高达90%的职业伤亡，每月比规定多出139小时的工作时间，超过最高时限3.86倍的加班时数，而累计被拖欠苛扣的血汗工资超过2,000亿人民币。
年关将近，我们忙讨薪，当局突击花钱忙。中国新年前夕，我们归心似箭，我们一票难求，而某些省市领导却口惠实不至的大聊新名称。叫我什么无所谓，举世未有的户口制度才是对我们人权最大的伤害。拥有3.5万亿三公消费财政实力的当局，却说每年1.6万亿解决农民工转户的预算有困难。另有人大代表郑重其事提案要改称，而你我心里都清楚，与其在名字上做统战，何不坚决贯彻国家宪法明文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才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我是谁？当局尽可挖空心思出台数不尽的新名字：“援建者”、“新工人”、“新市民”、“新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新型合同工人”，甚至“城市英雄”。
但谁是我？被当局定义为“劳动力”，而非“人”的我们，不论叫什么名字，后面其实都是被剥削压榨“吃的是草，挤出是奶”的做牛做马与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