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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有可能激活乡村自治的“乌坎事件”

李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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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1月20日讯】“乌坎事件”的“阶段性胜利”,向世人显示,中国传统的乡村自治方式,在今日依然有强大功能,并且大有可为。

千百年里最基本的乡村自治方式

2011年岁末,发生在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的“乌坎事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事件从9月爆发,至年底暂时平息。经过政府与村民代表的谈判,村民的基本条件虽未完全满足,在看守所中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锦波遗体亦未归还,用村民领袖林祖銮话来说,只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政府至少公开承认乌坎村民自选临时理事会合法。中共建政后,“民”与“官”斗的结果总是民败官胜,因此政府承认乌坎村民自选的临时理事会合法这件事,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乌坎村3个多月中没有“党的领导”,由村民临时理事会自行管理,被称为“1949年后第一个实现了村民自治的村庄”,其管理、组织和动员能力令人瞩目。但是,也有人认为,乌坎村具有宗族势力强大等特殊性,其经验未必适用于其他地区。

“乌坎事件”确有其特殊性,但其特殊在于得“地利”之便。乌坎靠近香港,容易得到媒体关注,但乌坎的自治形式,其实并不特殊,以宗族为基础的自治,恰是千百年里中国最普遍、最基本的乡村自治方式。

在网上浏览“乌坎事件”的图片,最吸引我的是一张乌坎村民在本村戏台下集会的照片(见图)。这是一座传统寺庙式建筑,前方有一片空地。可以想见,这座建筑有多重功能,其中之一是村民集体活动的地点,即所谓“公共空间”。其实,1949年之前,类似的建筑遍布中国乡村,凡略具规模的村落,都有类似的“公共空间”。它们是道观、寺庙、祠堂,或许仅是一座小土地庙,甚至村头“神树”下供人烧香上供的小片空地。这些建筑代表共同祖先和共同信仰,围绕二者通常会形成某种会、社一类的民间团体。这些团体出面组织各种活动,有的还有权代表全村与政府或邻村协商事关本村利益的公共事务。类似乌坎村民代表林祖銮这样的人物,属于曾经存在的乡绅阶层。这些人是政府与村落之间的沟通者和协调人,受到地方上普遍的尊重和信赖。

这样的乡村自治,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直到中共以“土地改革”的名义,将之彻底摧毁,并将整个乡绅阶层肉体消灭,以实现党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谢幼田先生所着《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对此有详尽描述。

乌坎村民用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

但是,乡村自治毕竟在中国有悠久历史,虽然被暴力摧毁,但并未完全消灭。记得在文革高峰期间,我在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山中小村里经历过一个奇特的乡土节庆。那是个同一姓氏村子组成的生产队,“破四旧”后,祠堂荒废了,土地庙被砸了,家谱和族谱用来当村里代销点的包装纸。可是,春种结束后,生产队里宰了一头猪,在打谷场一角支起大铁锅煮肉,全村男女老少热热闹闹,男人女人忙碌了一整天,最后,全村老少端着碗,排队走到大铁锅边,每人分得一份。全过程中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都不出面,公社也假装不知道,一切由村民自己组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习俗,叫做“青苗祭”。

除了组织方式,乡村社会也有流传久远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前些年回国曾参观一个古村,村口牌坊边的墙上,还嵌着清道光年间刻制的“乡规民约”。村长搬出当年偷偷保存下来的族谱,带我去看昔日村里的学馆,然后陪我去参观新修的祠堂。祠堂正中供奉村民共同的祖先牌位,两边墙上贴着本族历代“贤人榜”,以励后生。可以想见,重修祠堂、选择“贤人”,以及每年的祭祖活动,都由村民自行筹款,自行组织,祠堂的管理和维修也由村民自行处理,无须政府出面,也不需政府插手。这些都说明,乡村自治的基本因素仍然保留着,只要政府的控制稍有松动,即会浮出水面。
乌坎村抗议的方式得到外界众口一词的称赞,被认为是近年来组织得最成功的一次,关注者和支持者对其中的一些细节津津乐道。而其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传统的回归”。传统乡村社会里,从主持一个家庭的分家,到几个村子共同举办神灵巡游或祭奠,乃至组织用来自卫的民间武装,都有长久的历史。如何与“官府”打交道,有千百年自治经历的村落,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人说乌坎村民游行时举着的竖长方形标语,整齐简略,诉求一目了然,殊不知在传统的“神灵出巡”之类仪式中,这是常见的形式,乌坎村民只不过用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乌坎事件”让我们有“惊艳”之感,实在是因为我们对中共建政之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了解太少。1949年之后因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历史,让我们相信以前的乡村是一盘散沙,离开共产党,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

乌坎亮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乌坎事件”中的一个亮点,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乌坎毕竟是21世纪的乌坎,村里的年轻一代是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他们懂得利用现代科技,也懂得利用媒体。他们通过QQ、推特、微博等社交网络,迅速传播信息,放大效应,寻求外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地将事件的由来、村民的诉求等传到外界,争取到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方面因循过时的思维方式,采用“武警围村”、逮捕和虐杀村民领袖的暴力方式来实施社会控制,在世界面前显得十分愚蠢恶劣,因而处处被动,最后不得不派出工作组,和平解决问题,以维护“和平崛起”的形象。
“乌坎事件”的“阶段性胜利”,一方面向世人显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走向民主的道路是何等艰钜,每往前挪上一小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另一方面也证明,传统的乡村自治方式,在今日依然有强大功能,并且大有可为。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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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 11: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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