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评论：上访潮络绎不绝 中国法律是小三

余华指出，腐败和不公的受害者已经对法律失去信心。但是他们仍然梦想青天大老爷将出现为他们主持公道。虽然上访的机制存在于中国政府的所有级别，上访者似乎相信中央政府会少一些腐败，因此把北京作为他们的目的地。据估计，每年全国有超过1,000万上访者投诉，远远超过常规法庭接受的诉状。

中国的法律，至少在书面，比过去更加有力了，一些法律专家建议去除上访系统。但是政府仍然保留着它——也许它也对中国法律缺少信心。关键是，它想给上访者留一点微弱的希望，一个幻想，某天他们的不公会得到平反。如果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上访者也许会采取极端的行动。

常常，国家信访局仅仅只是把上访信登记一下，然后交给当地政府处理。但是年复一年的失败让上访者变聪明了。他们知道唯一能够给当地政府施压的方式就是坚持不懈的反覆的到北京上访，他们意识到集体上访更有效果。政府严厉控制示威行动，但是集体呈交上访信仍然是普通人给政府施压的一种方式。

同时，一些上访人已经把关注点从结果转移到投诉的过程。既然司法系统是不公正的，上访过程是虚假的，他们就把上访作为敲诈勒索的方式。

这里就是一个例子。在2007年秋天，在中共17大召开期间，一个山东男子给他的村长打电话，说他此刻正在天津，准备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去上访。村长吓死了：如果这个上访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日子去到天安门喊冤，不仅仅他要丢掉村官的位置，而且他的上司——镇长、县长，都要丢脸。他恳求这个村民不要去北京。这个男子说：好吧，但是代价是给他两万元，大约是2,600美元。村长放下电话，从公共基金里面抽取这笔钱，当天亲自交给这个男人的老婆。

这些结果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愈演愈烈的社会暴动令当局紧张，政府官员们采取“维稳”作为对策，和镇压抗议的藉口。虽然上访和常规法律系统看起来和平并存，但是维稳常常跟上访是完全矛盾的。

把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使得当地官员在面对上访和抗议的时候拥有了生杀大权。以维稳的名义，截访和拘捕上访人似乎成了完全合理的。

在去年七月温州动车相撞事故之后，那些死伤者的家属蜂拥赶往现场。三天之后，温州律师事务所接到当地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紧急通知：“动车相撞事故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的重大的，敏感的事故。”这个通知指示律师们“立即报告”所有法律援助的请求给司法局和律师协会，不要“回应这些请求，如果没有当局的允许”。

当这些文件的内容被媒体公开之后，引起一片哗然。律师协会把责任揽了过去，发表一篇道歉声明，说在没有司法局的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发出了这个通知。

但是律师协会是听命于司法局的，因此这个道歉在互联网上遭到嘲笑。这让作者想起一个谚语:“士兵害怕上司甚于害怕敌人”。

最近的乌坎事件，南方的一个村庄的村民发起起义并且受到国际关注，反映了上访程序，法律系统和坚持稳定之间的不平衡。当地官员无视关于出卖土地的腐败问题继而镇压抗议者。暴动最终通过政治安排而解决，但不是司法行动。

在中国，介入夫妇之间的婚外情人被称为“小三”。有三个在幼儿园玩过家家的儿童嘴里也蹦出这个词。一个男孩说：“我做爸爸。”一个女孩说：“我做妈妈。”另外一个小女孩皱眉说：“我猜我不得不做小三了。”

余华调侃道，如果法律，上访制度，和维稳也来玩过家家，我想我们会看到如下的对话。维稳说：“我是爸爸。”上访制度说：“我是妈妈。”法律说：“好吧，我是小三。”

(责任编辑:张东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