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1月08日讯】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很特殊现象，就是农村和城市的划分，它像一道鸿沟将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过去国际上有“柏林墙”，作为欧洲两大社会阵营的分界线，目前柏林墙早就倒了20多年了，但间隔中国农村的这堵“柏林墙”依然坚固无比，丝毫也没有松动坍塌的迹象。
最近，河南、广东两位大省的书记相继提出，要改变对农民的称呼，取消“农民工”这种带有身份歧视的做法。不管其用意在何，但我们还是得问一下：假使真的取消“农民工”的称谓了，就能改变对农民工的歧视吗？就能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民的地位？
取消农民工的称谓，几年前就有人大代表在“两会”呼吁过，好像政协部门也作过调研摸底。让一个流行多年的称谓消失，在中国肯定不是难事，政府下个命令大概就可以了，因为中共习惯于心血来潮，搞形式主义的换汤不换药。可问题在于，它有没有实质的意义？
中国农民在中共革命打天下的年代，被冠以“主力军”，抬到了天上；革命后被卸磨杀驴赶到了农村，一下子掉到地下。城乡二元结构、农产品剪刀差等像一把把刀子，把农村、农民划得千疮百孔，生机全失，千百年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农耕文明已经不再，古人诗下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情画意田园美景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今天，农村留给我们的只有贫穷，作为农村主人的农民只有拚命干活辛苦劳作，数亿农民工还不得不舍家撇业到处打工，做苦力一般的同时还要备受歧视，承受心灵煎熬……，至于什么户籍歧视、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子女教育、医疗等各种保险就更不必说了。
明摆着，在政府眼里，农村、农民就是不过如此，就是贫贱的命。中共歧视了几十年，农民被盘剥了几十年，贫穷了一辈子，低贱了一辈子，贡献了一辈子（甚至祖祖辈辈），政府早就心知肚明，还不是外甥打灯笼——一切照常照旧？
我们举两个例子。城市化是这些年“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之一，各级政府都感兴趣。目前城市化率大约40%，以后要逐渐达到70%以上。中共为何热衷？是关心农民疾苦还是醉翁之意？那是因为政府看中了比金子还贵的农民的土地！所以温家宝去年才几次强调，农村要保持农村的特点，政府不要强迫农民上楼，“赶农民上楼”。
另一方面，就是农民都被城市化了，“被上楼”了，那你在城里能干什么呢？坐吃山空也得需要钱吧。土地历来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非但没有保障，看样子只有心甘情愿地对政府俯首帖耳的份儿。
再比如，关于取消农业税以及如今粮食等农产品涨价，往往成为政府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人们听说种地都给钱，简直对农民也太恩赐了。农业税我们就不必提了，世界上本来也没几个国家还在收。最近披露出来黑龙江五常大米收购销售“内幕”，就足以给那些只看表象，误认为农产品涨价农民会多多受益的人泼点冷水。
五常大米作为中国知名品牌，市场卖价往往每斤数十上百元，有的高达199元一斤。可从农民手里的收购价仅仅不及2元，还得遭受收购企业的种种刁难违规压价。一个农民20亩稻田，全家辛苦一年，所挣不到3万。拿一斤50元的大米来计算，抛去企业的收购费（每斤水稻2元）、加工费（每公斤0.2元）、包装费（售价的二十分之一）等成本，企业获利几十元，而种地的农民只得区区1元（每斤水稻成本1元左右）！五常大米年产量25亿斤，只要每斤收购价稍微提高一点点，广大农民就能有数亿的额外收益。这一点，把大米作为特色农业来打造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做得到，但面对农民，政府还是那么淡定无为。
所以，取消农民工的什么称谓并不见得有多重要，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而不在于什么名称。其实质是何日恢复农民的国民地位问题，平等问题，说句不好听的，是政府怎样把农民真正当人对待的问题。但中国政府能够良心发现，推倒自己一手精心构建起来并时时维护的对农民歧视的“柏林墙”吗？
由此我们联想到一个在报纸上看到的小故事。一对帅哥美女相处后谈婚论嫁，婚后妻子生下一子，但却又黑又丑，引得众人愕然，丈夫猜想肯定是美妻红杏出墙，由此矛盾顿生。经DNA鉴定，确为亲生。无奈，还是妻子道出真相，自己长相欠缺，做过美容整形手术！
这个故事挺有趣，放在改农民工称呼上再恰当不过。因为形式总归是形式，既不治本又不治标，花样再翻新、再多也无用。只要农村的地位不改变，农民工没有起码的尊严，间隔农村的柏林墙不倒，政府的本质不动，你叫他什么工也没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