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揭周恩来“光辉形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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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0月11日讯】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

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周恩来、毛泽东、林彪在文革中。(网络图片)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此篇谈尊重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表达心中不满,已成流行词汇。如今大陆人使用”官”这一词时已不觉有什么特别了。

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

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像,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

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拚命为自我吹嘘,美化自己的道德形象,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可是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光辉形象”,然而这个”光辉形象”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怀疑,以这样的形象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不充分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抛弃周恩来这样的”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转自《信报月刊》九四年第九期,原标题:揭开周恩来之谜)

(全文完)

(责任编辑:林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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