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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代的台湾谈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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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1月14日讯】(新纪元周刊301期,记者赵芷菱报导)大量史料及蒋介石日记被公布后,许多两岸历史学者投入到研究之列,蒋中正高度的民族气节与傲人的领袖风骨,备受两岸学者所肯定。

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或许被掩藏、或许被扭曲、或许被遗忘。然,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已故蒋中正总统,其一生功过,在1949年分据之后的国共两党之间,有着天差地别的评价。

但自从大量史料以及蒋介石日记被公布之后,吸引许多两岸历史学者投入到研究之列,颠覆了两岸的历史记载,蒋中正不再是曾经的“伟大领袖”或“人民公敌”的各自表述,但是其高度的民族气节与傲人的领袖风骨,却备受两岸学者所肯定。

为纪念蒋中正而建立的中正纪念堂,这几年来也持续地从事有关蒋公史料的研究,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因国共内战战败而播迁台湾,在蒋中正领导下的1950年代,是奠定中华民国在台湾发展的历史关键时期。

藉由系列的研讨会,在延续去年“100年蒋中正研究学术论坛:1950年代的台湾(I)”的脉络,今年(II)研讨会,是以外交、政治及军事等三大主题为架构,蒋中正针对此所做出的决策,稳定日后台湾政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发展出曾经举世惊艳的台湾奇迹,而这些都要从1950年代开始谈起。

蒋中正先生继志承业,亦以收复台湾为不渝之职志。图为1924年6月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军校合影。(翻拍/林伯东)

“历史的记载往往各有评说,1950年代的台湾历史应该逐渐退去党政色彩,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回归学术研究的领域,希望从不同的档案、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去铺开呈现,进行分析、厘清、还原当时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是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希望面对历史时,所秉持的基本态度。

刘自然案与中美关系之研究

刘自然事件,又称五二四事件,起因为1957年3月公民刘自然遭美军援顾问团上士雷诺(Robert G. Reynolds)枪击毙命,因其享有治外法权,由驻台美军军事法庭进行审讯,凶嫌雷诺被宣判无罪,且不准上诉。5月24日上午,刘氏遗孀在美大使馆门前举牌抗议,得民众之同情,终酿成该日下午群众捣毁美国大使馆、破坏美国新闻处、撕毁美国国旗等事件。

此事件的时代背景,正值所谓党国情势“风雨飘摇”时期,美国杜鲁门总统于1949年8月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表明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但也不承认中共。1950年1月并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的声明,然而同年6月韩战爆发后,美国政府惊觉错误,体认到台湾战略的重要性,将台湾列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之后美国在1954年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作为新的对华政策。

1951年,美向台湾提供若干军事援助,但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美国军援顾问团驻台人员构成美国驻华大使馆之一部分,享有治外法权;我政府予以同意。此一背景,应是1957年5月台北“刘自然事件”发生的重要根源。

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桶法认为:“在当时历史时空下,还是觉得蒋中正的做法太过依赖美国到忍辱负重的地步,就治外法权而言,美国当时也有驻扎在西班牙等其他地方的类似民众冲突事件,但相较美军的权利是较为压缩的,就属我方最为低调。”

还有当时美国政府曾对蒋经国是否介入“五二四事件”提出质疑;林桶法表示:“虽然美国有理由去质疑蒋经国,因当时蒋经国与依赖美国那批人的作法是有所不同的,而被美认为是对其不友善,但就逻辑分析,蒋经国去策动的可能性极低,因为显然没有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的动机,最后美担心的密码也没有失窃,调查也无高层涉入。”

1950年代的蒋中正与顾维钧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自1946年再度出任驻美大使,希望参与联合国的建立,成为五强之一,并希望跟美国建立友好关系,适得以发挥他外交长才;但不意国共内战,国民党情势逆转,造成他反而需要不断地向美国求援的局面。

当美国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开宣布美国政府不再援助蒋介石之际,蒋介石跳过顾维钧,直接派遣夫人蒋宋美龄担任特使,又派了自己的亲信俞大维及孔祥熙,使顾立场颇为尴尬;再加上大陆沦陷后,顾在大陆的资产尽被没收,顾当时仍坚持站在中华民国政府一边,但在大使任内仍然遭架空,直至1954年12月《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顾认为其任务已达成,遂辞去驻美大使一职。

这段历史牵涉出蒋介石与顾维钧之间的关系,由友好到慢慢冷却的历程。系由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赵席敻所提研究之大意。

就此,唐启华表示:“有关顾维钧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时所扮演的角色,及蒋宋美龄夫人在美国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和顾维钧之间的冲击情形如何,应进一步研究探讨,厘清更多历史面貌。”

对于顾维钧何以被架空?唐启华个人认为:“蒋介石在外交上,希望由亲信来处理对美国的外交事宜,也可以理解,又当时蒋在台湾的作为趋向于严酷治理的白色恐怖,跟顾维钧所向往的民主自由主义有不合之处。”

蒋中正与省府疏迁中兴新村之决策

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君山,就政治方面探讨:“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与台湾省政府形成微妙关系。曾任省主席的吴国桢,称之为‘一岛两府’,即岛上同时有两个‘政府’在运作,且辖区几近重叠的尴尬状况。”

当时层峰以“疏散”之名,行“迁治”之实。又谓,政府迁台后最初三位省主席陈诚、吴国桢和俞鸿钧所可能造成的“叶尔钦效应”之虞。

对此,国立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暨研究所副教授陈进金认为:“以蒋中正的强人色彩,应无所谓‘叶尔钦效应’因素,而1949年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为防止中共在台扩散、巩固统治地位以及完成国家建制的工程,至1987年间实行戒严统治,即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最后蒋的目的达到了,但台湾的民主自由却是倒退了。”

123自由日 韩战反共义士的来台

在军事方面研究,根据国史馆简任协修周琇环报告简要为:1950年10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后,与联军经五次战役,遭联军俘获华籍战俘约2万1000余人。战俘营里发生反共与亲共的争执,约7000人的亲共战俘屈居下风,另为安置。余约1万4000人是反共的,他们坚决反对遣返至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以“一颗心回台湾,一条命灭共匪”的志愿,选择来台定居,这就是所谓“韩战反共义士”。

至于韩战反共义士来台的日子,一般人多误以为是“一二三自由日”,事实上除了142名不能坐船的伤病义士,确实在1954年1月23日搭机抵台,1万4078名绝大多数的义士是在25至27日坐船至基隆港来台的,“一二三自由日”则是全体反共义士恢复自由取得平民身份的日子。

后来,受韩战反共义士影响,陆续投奔来台约有17万余人的大陆“反共义士”。

反面传言 绘声绘影

但1万4000多名韩战反共义士来台,却另有一些反面说法,比如被暴力胁迫来台,包括在战俘身体上强迫刺青,不肯刺字者甚至会被打死丢入粪坑等,还有来台后,被限制自由等绘声绘影传闻。

周琇环对此作如下表示:

强迫刺字等行径,应该是底下小兵基于团体的压力所为,认为既然是反共了就要刺字表明,如此更能坚定到台湾的决心,但并不是蒋中正的直接授意,蒋有派人去宣扬欢迎他们来台,但是并没有派人去压制胁迫,那些迫害应该是整个战俘营气氛的关系,亲共及反共立场非常分明,跟蒋没有关系。

这批来到中华民国的战俘受到英雄式的欢迎,至于后来的安置也非常好,系由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负责,百分之九十几自愿从军,成为国军的一支生力军。

此事件发展,根据几个学者研究,这些来到台湾的战俘还是比较幸运的,那些没有被刺青的战俘回到大陆后的下场反而非常凄惨,有遭批斗、清算、开除党籍、军籍等。

这些关于暴力胁迫韩战反共义士来台的反面说法,应是中共制造出来的耸动情事,否则对上级无法交代、还影响士气。◇

本文转自第300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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