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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祭毕节陶氏儿——我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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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1月23日讯】

13岁的陶中林和陶冲,12岁的陶中井,11岁的陶中红,9岁的陶波,你们的孤魂在四野飘荡了整整7天了。按照中国旧俗,四处飘荡的魂灵,你们今天该回家探望一下,在此后,你们就一路升天,再也不用回望一眼这让你们感到彻骨寒冷的人世了。

我很难想像,当你们回家探望,还有什么可值得最后留恋之处。这个世界留给你们最后的记忆是冰冷的。在垃圾箱里,火光点燃的最后温暖伴随着呛人的浓烟,一种叫做一氧化碳的物质,就此将你们弱小的身躯送到了天国。你们最后一点对于尘世温暖的渴望,终于让你们送了命。你们那瘦弱的身躯,终于挡不住夜晚的阵阵寒意了么;你们终于像一个个羸弱的小人而非强悍的小兽,不敌自然的层层剥蚀了么。

我想,你们在人世之中的这十年左右的光景,或许不全是坏的。比如街边流荡的日子虽然零落,但同伴之间好歹也会有戏谑打闹,偶有讨来的食物几个人分享,也算孤寒生活中的美味。走出山坳中的土坯房来到城镇,街头飘过的面包香味,玩具店里叮叮当当的风铃,以及小店里传出来的俗套情歌,也许会带给你们与寂寞山居不同的新鲜感。阳光晴好的日子里,没准当哥哥的陶中林会哼哼一两句,为尚未开始的年少人生伴奏。然而,你们的人生,却如此寒光闪闪、遗恨重重。上天虽有好生之德,但尚不及你们弱小的身躯。你们惊悚离开的方式,就像留给这个有罪世界的耳光,敲打着每一个人。

你们的父母,是不配做你们的父母的。我知道你们不会怪他们,但他们把无辜的你们不假思索地带到这个世界中来,却不尽父母的义务,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工,一年难得见上一两次;对你们的学习,必定是不闻不问。我猜,父母有可能常常吵架,甚至连架也可能吵不起来——或许根本就不在一处打工。他们活着,仅仅是活着而已,吃饱就是最大的梦想了,孩子根本无暇顾及。猪一样的人生,在中国这个国度中过去曾经处处可见,如今人数虽然少了些,可还是——如你们所亲历,倒霉的孩子——你们的父母就是了。他们上不敬事他们的父母,下不抚育他们的儿女,在他们仓皇的一生中,他们只用他们的身躯做了城市增长的添加剂,而后待血汗不出之际,就该是他们去见你们的时刻了。那一刻,他们会哀叹他们作为工具而非人的、不自主的一生吗?

很多人说,这些父母是没有选择的。我知道。我来自农村,若不是当年高考侥幸,我何德何能能够在电脑前轻飘飘地指责陶氏父母?我有何资格非人性地要求他们呢?当他们在深圳的垃圾堆中逡巡,在富士康的机器前辛劳,或者在餐馆中端盘子十多个小时之后,人都瘫痪了,哪还有力气去抚育子女,甚至有心思给他们打个电话?温柔,怜爱,慈柔,陶氏父母在年少时也没有享受过。他们的父母待他们也不过是养猪一般养大——面对这些不过与我同龄、甚至有的可能还小几岁的同龄人,我何能谴责他们呢?我又岂能不知,在这个叫做中国的转型国度里,作为一具具农民工,他们只有劳作的价值,而从来没有享受过上来自父母、下来自同胞、中来自口称为他们服务的政府的点滴温暖?

然而,为人父母,尽力总是应该的。然而,陶氏父母啊,我的兄弟姐妹,你们,就眼睁睁地望着自己的孩子,走上了绝路。

孩子,这个叫做中国的、正在崛起的、有14亿人的国度和政府,欠你们的。你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和你们,在这个国度中,未曾得尝作为一个人应得的公平。你们的父母和你们,仅仅作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不起眼的数据的小数点而存在,从未得享过一个公民、一个人应有的待遇。你们的父母在城市中挤公交车会遭受白眼,他们没有户籍,无能将你们带入城市之中生活;他们的工资水平,也远远支付不起你们在城市中受教育的价格。当这个泱泱国度崛起的时候,你们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经济增长的贡献者而存在,一如秦始皇的臣民除了作为战争的机器,就是作为生产工具而存在一样。当城市和政府卖光了城市周边的土地,开始觊觎农村广袤的田野之时,你们的身躯搭进了增长的叙事还不够,还要拆光你们的房子;拆了你们的房子,将赤贫的你们驱赶到城市之中,美其名曰给你们均等化的市民待遇——事实上,他们不过瞅上了你们的土地,一如光鲜的重庆叙事中所呈现的。城市之中哪里一下子会涌出那么多的就业岗位来呢,当这些失去了土地和房屋的农民被野蛮、被动地驱赶到城市之中,等待着我们的,会是比陶氏儿们更惨烈还是更绵长的叙事?

英国工业化的斑斑血泪,美国黑人运动解放的漫长历史,给了无数“国情”研究者一再的口实: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需要代价的;转型过程是漫长的;民主和公平也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权利只是自然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以及自由权,不包含福利制度——在一个存在等级制度的社会中大谈限制条件下的自由、而不对自由的条件作出审查,是多么多么滑稽的一件事啊。

甚而,在那些城市化的开发者眼中,民众是无法为他们自己的命运自我做主的——一个号称敢言的开发商就曾大言炎炎,说农民一旦拆迁有了钱就胡花,对农民们不是好事呢;一位研究民主制度长达5年的高层幕僚,谈最新一轮的城市化,就称应当消灭农民让农民进城,而将土地留给农场主呢。问题是,农民,为什么不可以做城市化中的公民,以及自己土地的主人?如果可以拥有均等化的公民居住自由和平等的受教育权,陶氏五儿的悲剧是不是就可以减少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农民不可以将本该属于他们的土地,依照休谟的“添附”原则,将收益、抵押、处分的权利充分实现,从而让城市化按照农民自己的意志展开?农民如果可以将孩子带在身边教育,或者手中有了土地这个可以变现的资本,陶氏儿,你们或许就不用流落街头了呀。即便陶家父母短视,将土地卖了以换取孩子们受教育的资格,哪怕是一座取暖用的房子,即便一代受益,对陶氏父子们来说,又有什么坏处呢?至少留了几条小命啊。

可是,以城市为核心的政府,现在还不会这么做。最合他们心意的,我猜测就是将农民驱赶进城,却缓慢地、有条件地将这个国度中的公民一员的农民,接纳进城市的怀抱之中。同时,他们更不会允许、也很难想像,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土地的主人,从而让农民像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一样,拉动这个国度的经济健康增长,并与人的尊严和自由一起,共同自然生长。

孩子,你们所离开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权力的每一部分都已经失序了。当你们死亡之际,在你们离开的6天后,权力的每一个细胞仿佛才缓慢地反应过来:地方政府开始迟钝慌乱地反省,教育部门开始问责,民政官员忙着补差,警察开始推诿,果不其然,他们最后都称,这是一个“意外”。恐怕那些因此而丢官的基层官员们还有几分委屈呢——只不过是走路倒霉,碰上了死孩子罢了。

这个张皇权力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都视他们本该服务的对象为对治的源泉,从来不曾,将你们当人一样看待。最后,席卷这每一寸神经末梢的,会是人和人的战争吗,还是将沦为兽与兽的惨烈对抗?

去寻访的记者,将碰见让人心惊胆战的、大片大片的贫穷。在只有锅碗瓢盆和一张床的孤寒中,GDP增长的意义仿佛又有了合法性。生存权高于一切的猪权,不仅给了官员卸责的理由,也给了无数关心这些留守儿的人们一记耳光。我们无能将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拽出穷困之中,面对穷困,什么样的说辞似乎都显然飘飘然,就像我此刻写作时的心情一样。

只是,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之中,我仍然,为你们,陶中林,陶冲,陶中井,陶中红,陶波,感到一重又一重的痛惜。

这个世界,不全是你们所遭遇的那样,如此寒冷、孤独。你们不曾作为人像样地活过,可是,这个世界仍然是有人的,即便在这肮脏混乱之中。此前,也有好心人将你们送回,然而山居生活实在太没有诱惑力了,于是你们再次出走。你们十多年的遭遇中,除了物质匮乏,尚有惊人的精神匮乏,以及,爱的缺失。你们急忙忙地赶赴这个物质世界的盛宴,尚未品尝一点点生命的甘露,就这么匆匆地走了,好遗憾!

这个国度除了失序的权力和野蛮的生长,许多美好的事物也仍然在复苏之中。被人指摘的自私的中产、冲口一怒的公知,贪婪的工商阶层,以及身处污浊之中的官员们,皆有处处伤痕,皆有自私自利短视的毛病,也皆有从任何一件事情中牟利的冲动。然而,这群人仍有人性。我不知道,同行邓飞倡导的午餐,是否也抚慰了遥在毕节的你们,然而他们仍将一粥一饭的温暖传递在路上;我不知道,记者刘刚所摄的你们凄寒到让人落泪的房子,会不会引致慈爱的帮扶之手,但我想人与人的温暖仍然可以在这个兽性的世界中存在;我不知道此前研究留守儿和城市化问题的报告,有多少仍然在政府的橱柜里束之高阁,但我想,但凡有一点人性的人们啊,你们会睁眼看看吧,这是一群又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啊,他们的数量有8000万之巨,他们和城市中的孩子将一起进入未来,我们如何将这些没有爱的孩子带入到未来之中?

我诚然知道,这是一个爱无能、恨无力、人人自保跳船的时代。仓皇的城市白领自顾不暇,鼠窜的官员上下腾挪,商人们捞完了就走,被拆迁的人们则在寒风中捱过一个又一个寒冬。可是我的同代人啊,你,和我,我们,而不是上一代,那些失去了青春的老人们,和下一代,这些躲在垃圾箱中的陶氏儿,才能一起塑造、改变、呈现这个肮脏、繁荣、无序混乱国度的未来。如果我们不承担,如果我们不正视,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这显见的不公,如果身强力壮的我们尚且不能寻求一点人的尊严和自由,一代又一代,如何是个了局呢?那繁荣的未来之上,又要搭上几许陶氏儿的弱弱身躯?

2012年末世的这个冬夜,我写下这样的字,不单作陶氏五儿头七的祭奠,亦权作一己的救赎罢。苍天不言,以万物为刍狗;惟人可悯,惟人性的凿子可凿却厚厚的兽性盔甲,而将人,带入人的文明之中。

刘彦

2012.11.22凌晨

—摘自刘彦博客

(责任编辑:刘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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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3 10:1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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