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2月27日讯】2011年9月，我从美国邮寄一份“一条抗日十四年的东北汉子死在共产党枪口下”的申诉材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申请立案复查，至今已16个月，没有任何答复。
现再次从美国邮寄申诉材料给最高法院,申请立案复查“王爽斋反革命”案
，人命大案，不容轻视，人命大案，不容回避，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我父亲王爽斋旷世冤案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我们不但理所当然，而且只能向共产党讨个说法，问个明白，希望共产党不要装聋作哑，不要把我们的材料当垃圾，不理不睬，不予答复。
下面我就谈谈几个类似的案件：
1、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1947年7月退役回家乡开平定居，
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2、抗日将领宋士台
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给予平反。
3、抗日将领陈应龙
1948年携眷还乡，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告无罪错杀，给予平反。
4、反满抗日分子王爽斋
1911年生于辽宁省铁岭县，满族，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在沈阳张学良将军主办的学生队受训（学生队系东北军官讲武堂的预科性质，毕业后可进入讲武堂或担任下级军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王爽斋与在东北的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石坚（石墨堂）接触，参加国民党，从事所谓反满抗日活动，在抗日时期曾任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秘书，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弃政从商，1951年3月31日在天津镇反运动中被处决，至今尚未平反。
看完这几个案件，你肯定会说案件和案件是没有可比性的，但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抗日胜利后他们都没参与内战。通过前3个案件（当然还有许多其它的案件），我们总结得出，凡没有参与内战的国民党抗日人员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是属于错杀，应给于平反。
八十年代，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
（第十部分）中指出：“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请问什么是“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我父亲王爽斋1951年的冤案属于不属于建国以来的冤假错案？很明显属于规定范畴之内，除此之外，共产党还下发了几个其他重要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的中央文件，哪个政策文件里也没有截止期限，所以我父亲王爽斋冤案一天不平反，我们就一天要申诉。
我倒要问问共产党，我父亲抗日十四年，九死一生，没参与内战，没在“建国”后有任何“反革命”行动，他何罪之有？他为什么在镇反运动中被处决？为什么同样情况别的人都给平反而我们的父亲却不能平反？
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国大陆“拨乱反正”的年代，针对1951年3月24日对“被告王爽斋”的判决书上的“犯罪事实及判决理由”中的内容，我们进行了逐条，逐句，逐字的分析，根据每条“罪状”，我和我的姐姐王玉珠在天津民革，天津黄埔同学会大力帮助下，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调查询访，我们找到了和我们父亲一起出生入死抗日的国民党人，找到了十几位可以证明王爽斋抗日胜利后在天津从商的人，并且在长春文史馆大力协助下，我们在长春走访了十几个证明人，收集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原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文强老先生也从北京写给我们两封亲笔信……我们的证明材料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推翻原判词中的不实之词，原判决犯罪事实每条每款不是张冠李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1987年2月4日，我们向天津中级法院递交申诉书，1987年3月20日天津中级法院立案复查。首先声明复查此死刑案件只有施宝光一人，别无他人，他以不作为，零成本，拖、耗，极不负责的态度对待此冤案。我们多次提出判词出入极大，应复查核实，施宝光总是说：“我们认为没有复查必要”。1988年2月24日下午，施宝光约我们去法院，他对我们说：“你们申诉的案件已驳回，维持原判”。施宝光在通知书上，当着我们的面作手脚，窜改日期，将一九八七年的“七”改成“八”，将十二月的“十”用小圆圈以示去掉，只剩下“二”，原来的“十”日，在“十”的前面加个“二”，在“十”的后面添个“四”，巧妙地将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改为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更改痕迹请看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通知）下面的日期改了，但文件号却白纸黑字写着（87）津中法刑三再审申字第100号，这一上一下的日期相差一个年头，一目了然，施宝光利用手中权力愚弄我们老百姓，把87年的驳回通知书不及时送达给我们，跨了年，又过了两个月，才通知我们，办事效率如此低下，这当中施宝光掩盖着什么？耍什么花招？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年多的时间，他不是在进行复查，他认为没有复查必要，而是泯灭良心地“不作为，拖，拖，拖”，天津中级法院的“复查小组”如同虚设，欺骗老百姓。请问，天津市1951年3月31日，只这一天就枪毙了193个人，难道这193个人中，就没有一个是冤杀的吗？
我们无奈地拿回“驳回通知”，然后，我对施宝光说：“我父亲是抗日的”。施宝光立马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他是替国民党抗日，替国民党抗日就是反共反人民”。“替国民党抗日就是反共反人民”！这句话就是共产党法官施宝光的“惊世名言”，这就是施宝光法官给我们他自认为最“正确”的答复。难道国民党抗日就是反共反人民吗？据真实的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中日有22次大会战（10万人以上叫会战），大型战斗1117次，小部队战斗28931次，死亡国军321万人，将官206人，如果照施宝光所言，这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抗日，难道这些人都是反共反人民吗？都是反革命吗？再有，1938年5月毛泽东将亲笔信交给周恩来，让他当面交给蒋介石先生，这封信上写：“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日，国人无不景仰，我党一定在先生的领导下，奔赴抗日疆场，保卫我伟大的民族”。对这一历史事实施宝光你又怎样解释呢？
王爽斋反革命案就是旷世冤案，他抗日十四年，抗日无罪，抗日不是反共反人民，我们不能服判息诉，我们要坚决上诉。1988年3月5日（也就是拿到中法驳回通知的第10天），我们向天津市高级法院提起申诉，高法1989年7月给我们寄来（88）津高法刑二监字第11号驳回通知。从申诉到驳回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津高级法院没有任何人找过我们，立案没立案？我们不知道，谁复查此案？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却莫名其妙地收到了高法驳回通知，我们感到非常气愤，对共产党“官官相护，穿一条裤子”的工作作风深感无奈。
湖北的佘祥林，因涉嫌杀妻，于1994年和1995年两次被宣判死刑，后因证据不足免于一死，1998年6月15日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11年后的2005年3月28日……
（责任编辑：郑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