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2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清怡综合编译）中共的手臂总是伸得很长，甚至远离亚洲的学者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事方式，唯恐中共不满意而做出牵制他们的措施，例如拒绝签证。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战略专家霍姆斯(James R. Holmes)在《外交家》网站发表文章说，北京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向从事中国问题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施压，美国公民自由学会(ACLU )把这叫做“寒蝉效应”。
事实上，那些担心被拒签的学者们往往会进行自我审查，避免自己的言行会让中共不满。他们可能会回避 “台湾、西藏、天安门”这三个与中共罪恶相连的敏感词，他们觉得不值得为了那些抽象的原则，拿职位、晋升、事业目标去冒险。最好还是不谈，这样才更安全。
诺丁格尔（Jay Nordlinger）是美国著名政论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专栏作家，他曾问过很多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了解外籍学者被拒签所造成的影响。诺丁格尔说：“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这样的专家坚持自己的立场，一方面不愿受人摆布，另一方面，也是为更有价值的事业而坚持。”
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处在他们的角色，中共拒绝你进入中国做考查，这意味着你将无法发表出有洞见力的论文，无法出版推动学术领域的书籍。去过中国的学者，可以对学生说自己曾与某某中国大亨共进晚餐，可是一旦你被中共政府列入黑名单，这意味着在你的课堂上，你永远无法像其他同事那样可以随口历数中国的大亨和要人，作为自己学术实践经历的佐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以霍姆斯在智库多年的经历，中共的拒签政策更多地针对个人学者。想到中国寻求资金援助的机构，一定要进出中国，出于自我保护，这些机构为避免陷入麻烦，机构负责人可能会在与中国相关的报告中缓和措辞，而部分个人学者也不愿意表态或发表文章对北京当局提出批评。
所以，对于中共通过控制签证向学术界施压所造成的影响面之广，您可以自己得出一个结论。勇气缺乏症是西方学术界的长期慢性病，还是因缺乏对事理主次的判断而导致的突发性疾病──我们有必要对此做一番深刻的思考。
诺丁格尔在《国家评论》文章中说，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孔杰荣（JEROME A. COHEN）这个名字，但是在广大的中国民运人士中，他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孔杰荣是纽约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一位资深的中国问题学者。在孔杰荣的帮助下，陈光诚目前在纽约大学就读。在西方，不是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愿意冒险与这些中国异见人士、民运人士以及各种有麻烦的人保持关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人们在困难面前都会本能的有畏缩情绪。而且，的确有不少人对中共政府唯唯诺诺，因为他们有需要或者是希望能够去中国，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获得中国的签证。何况，从事中国问题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如果得罪了向你提供资金支持的人，无疑是在制造麻烦。总之，有大把的理由让你必须尽量避开麻烦，尽量避开北京方面的负面因素，避免进入中共的黑名单。
中共在签证控制上的操作要比前苏联精明得多。苏联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发签证。用中国问题专家兼资深记者梅兆赞（Jonathan Mirsky）的话说，苏联拒签的时候是左右逢源，把外国人一小撮一小撮的踢出去，而中共则不同，他们虽然看上去阻止越来越多的人入境，但是拒签的相对数量少。另一位中国问题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则谈到，中共通常不会告诉你被拒签的原因。如果一位专家被拒签了，,其他人都会猜想，他为什么会被拒签，我怎样避免同样的结果，于是剩下的人就会更加自觉的小心谨慎。正如林培瑞所说，中国人在“心理公关”上比苏联人更在行。
有这样几种禁区是令北京当局尤其敏感的。这就是自由之家的东亚问题专家萨拉‧库克（Sarah Cook）所谈到的：“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天安门事件”。库克还提到，在涉及到台湾问题时，北京方面还相对放松，而对于另外两个禁区则是高度敏感。接下来还有维族问题和法轮功问题。维族是一个信仰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在中国遭到镇压。法轮功是一个精神运动团体，在中国也遭到严重迫害。
专家学者可能主动去自我审查。就如林培瑞说的，“你们成了自己警察。”民运人士杨建利已经观察多年了，也发现了这种现象。就好像有些人本来很安全的，但却总是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中。这些人至少应该说实话，在国外并没有任何风险，但是他们却在刻意避免这样做。
杨建利还谈到：天安门六四事件后，中共政府开始采取政策对国内外的学者进行收买。前苏联在这方面其实都没做过。中共提供资金，提供课程，提供津贴，用以交换所谓的合作、友善、和谐。西方学者们在自己国家时，只是个在超级市场里买东西的普通人，可是到了中国，竟受到皇家般的礼遇，如同贵宾一样到处被宴请。自然，要想拒绝这种诱惑并不容易。
当中共政府拒签了林培瑞，普林斯顿大学的反应与多数美国大学的反应完全一样，那就是“没有反应”。在中共黑名单上的美国宾州大学历史学系与国际关系荣誉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说，“通常这种情况下，美国大学完全可以说‘林培瑞教授是我们的负责人，现在是，将来也是。如果你们不让他入境，可以，那我们将把这个课程项目转到台湾。所以到底想怎样，你们看着办。’” 中共很担心美国人会这么做。但是，这却并不是美国人的做事方式。林霨引述了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的一段话：“你别想从他们(中共)那里得到任何东西，除非施压硬逼他们。但是对西方人而言，无论是学者、商人、政府人员，几乎从来不愿意硬逼他们。”
(责任编辑﹕白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