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2月01日讯】苏轼，北宋著名散文家、词人、诗人、书画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尤其是其文汪洋恣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念奴娇•赤壁怀古》脍炙人口，描写西湖风光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传诵甚广、无人超越。
苏轼，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轼与兄弟苏辙自小聪慧，他19岁时，父亲苏洵带着他们兄弟两人出川进京赶考，一入场就拿了两个进士。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开合自如、旁征博引，用的是战国纵横家的口吻，一举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这位既能婉约又能豪放的诗人型的官僚将苏轼兄弟的文章献给了皇帝，同样获得了好评。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宋仁宗在批阅苏氏兄弟的策论，读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不禁击节叫好。仁宗皇帝是相信施行仁政的，苏轼此论与他的政治理念深相契合，遂赞赏有加，预言这两兄弟将来都是堪当大任的相才。
仁宗皇帝金口玉言，不仅满朝文武都对苏轼兄弟刮目相看，连苏轼自己也被这可能本不经意的夸奖搞得有点晕头转向，也许从那时起，他深信自己命里注定要当大宋朝的宰相，便一路磕磕绊绊的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可是，命运似乎总是与苏轼开玩笑。先是英宗皇帝想要重用他时遇上了好事的韩琦，说苏轼太嫩，缺少磨练，暂时还不能委以大任。虽然苏轼暗暗叫屈，但也没有失去雅人高致。当朋友们提起此事，为他抱不平时，只好自嘲地将韩琦的阻拦说成是前辈“爱人以德”，还说自己愿意等待。然而等了几年，眼见条件俱备，但父亲苏洵仙逝。按照定例，苏轼与弟苏辙扶柩南归，丁忧守制，任用之事也就不了了之。苏轼在仕途上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机会。
而更大的不幸还在后头。朝廷欲用苏轼的传闻勾起了朝中一些人的嫉恨。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苏轼顿时成为朝中那些有资格问鼎宰相的政治明星的众矢之的。等到苏轼守制归来，朝中的形势发生了惊人的变故：赏识苏轼的英宗逝去，当朝宰相也不再是对苏轼有过许诺的韩琦，朝廷任用新党，与苏轼政见不合，别说升官无望，连安生日子也过不上。道不同不相与谋，只好要求外放。像运来时挡也挡不住一样，祸想避也避不了，新党觉得苏轼碍事，便给他安了个讥讪朝廷的罪名，将在杭州任职的苏轼拘进了汴京御史台的大狱，蹲了四个月的监牢，即“乌台诗案”。幸赖各方救援，总算放出监狱，被贬往黄州，颇谓九死一生。
黄州归来，苏轼过了一段较平静的日子，不知不觉间当上了礼部尚书，离那个人臣之极的宰相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天遂人愿，这小小一步当属等闲之事。然而在苏轼那里，这一步竟比登天还难。
正当他步履蹒跚，即将走上宰相的高位，实现他年轻时的政治理想的时候，朝中的政治格局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哲宗亲政，任用新党，苏轼被当政者越贬越远，先至惠州，最后竟沦落到贬无可贬的海南儋州，受尽人间折磨，差点客死绝域。
在苏轼陷入逆境之时，他的朋友都在为他的老病之躯担忧，然而曾经沧海难为水，苏轼这个动辄得咎的罪臣，对这种贬谪的经历见怪不怪，因此儋州蒙赦，自然还会产生诗意的幻想，急忙奔向是非之地，想圆一个当宰相的梦。
苏轼晚年自题画像时说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令人悲叹的是，老年苏轼其实未坠青云之志，心火依然。尽管频遭变故，但始终保持平静和超然；无论是立身庙堂还是流落海隅，他从不丧志；尽管命运多舛，但对未来总是怀有一种期待。
苏轼在临终前，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和他谈论今生与来世，劝他念几首偈语。苏轼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