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贵族浮沉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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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季运动会第一天，一个叫卿德民的体育教师在运动场上殴打了《绿州社》的同学黄栋梁（“解放”后参加了“志愿军”，是共产党员，还活着）。我当时正在作《运动会快报》（油印刊物）的主编。王贻明在刻钢板。有人来告知，我们非常气愤。我和王贻明等十多个同学立即赶到现场，把那姓卿的体育教师团团围住，斥问他为什么打人？姓卿的无言以对，看见我们人多势众，也不敢再耍横，抱头鼠窜而去。

我们当然不能甘休。于是我们首先把全校运动会立即停止了；立即把同学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我们决定发动全校罢课，紧急分工，一些人四处贴标语、散传单。提出“反对法西斯教育”、“惩办野蛮的打人凶手”、“必须赔礼道歉”等等要求。一些人分头到全校各个班去动员罢课。推选出以我为首的三个代表（王贻明，万国良）去向校长余文祥提出交涉。我们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外，分明听见里面有人在讲话，但一敲门，里面立即鸦雀无声。我们使劲的敲，甚至用脚踢门，里面毫无反映。

后来得知，余文祥正在里面召开紧急会议，听见我们敲门，当然不敢开门。余文祥焦急的商量对策，怕把事情闹大，怕把标语贴到大街上去。因为当时在许多大城市里，学生运动已经不断的掀起。而自贡市这些中、小城市，暂时尚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这是一个有近千人的完全中学，一切仅次于蜀光中学。而校长余文祥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又说是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的，很知道如果因为此一事件一旦闹大，掀起点什么风波的话，他这个国民党的校长，很有点难辞其咎。殊不知，分工之后，我们行动快速。把“反对法西斯教育”之类大标语，不仅已经贴满了学校而且已经贴上了大街……用印发“运动会快报”的油印机和纸张快速的印发了“抗议书”、“快邮代电”去四处传播……

我们废寝忘食把这事件很快闹得满城风雨。余文祥气得满脸漆青，乱了方寸。而事情一时已不可制止。学校又根本不想向学生让步。

我们僵持了三天，全校的运动会也不得不停了三天，亦即全校罢课坚持了三天。风波已经掀起来了，而且我们还在积极的去联络、去发动、要把罢课延续下去。余文祥不停的开会，不停的给下面施加压力。首先必须把课上起来。我们班当然是学校针对的重点。

三天以后叫教务主任林孝可出面来和我们一个一个的谈判。林孝可教书教得非常好。什么课都可以上，而且上得很好。以数学为最。根本不带课本，哪页哪行烂熟于胸……学生们都很尊重他，解放以后在著名的富顺二中当过校长，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坑”了二十年，活了一百另两岁。林孝可出面，他一点也不用“压服”的手段，而是“谆谆”劝说。这反而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又组织了几个老师来分头劝说，采用了《孙子兵法》的分化瓦解、个个击破。极力动员一些同学走进课堂。命令教师有无学生都必须坚守在教室里，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也必须讲课给他一个人听。如此一来，另一些同学怕耽误了课程，便也悄悄的去上“重要的课程”。走进课堂的人渐渐增加起来，剩下来坚持罢课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全班坚持了五天，而我们七个人（王贻明、万国良、卢德强、王大岷、黄栋梁、李自然、曾国一）坚持了十天。

林孝可最后一个才来找我个别谈话，我被视为最顽固分子……我感到了失败的沮丧无可奈何最后一个走进了课堂。

对于这一事件，几天之后，《川中晨报》报导称之为“自贡市的首次学潮”，因为在此之前，自贡市的学校一直风平浪静、规规矩矩的，敢于像我们这样罢课、闹事确实是“破题儿第一遭”！所以被称之为“自贡市的首次学潮”，当然也只是“死水微澜”，一个小小的前奏曲！因为不久之后受毛泽东“运动”学生的全国学生运动的影响，自贡市的学生运动也不断的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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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课
1947年，16岁，因抗议教师殴打同学，率众罢课，被《川中晨报》报导为“自贡市的首次学潮！”

十六年少不识愁　率众罢课争自由　标语飞贴城南北　快邮代电气如牛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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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学生运动”迄今尚是个“盲点”。有的命名为“爱国学生运动”、“民主运动”、“革命运动”……应该如何认定1947年以后的学生运动？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盲区”。应该说基本上是在毛泽东的策划、鼓动之下被扭曲了的“运动”学生的“运动”！迄今为止，对于此“盲区”，尚未引起正视。趁这些亲历者还没有死光。探讨当年的历史真实，应该是重要的课题。本书在下面的篇章将进行一些初探。引起亲历者的思考。最后那打人的体育教师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理，而我们却被无理的给于不同的处分：开除了班长王大岷（解放后在重庆特殊钢铁厂作过计划处处长）。因为余文祥不敢开除我们（因为家庭背景），王大岷成了替罪羊，我们感到非常对不起王大岷……我们六人被处以留校察看。黄栋梁等停发了助学金。因了我和覃守衡、王贻明的资助，始得以免于辍学。我和卢德强则忿而离校，到重庆上学去了。此时才出市到重庆大码头已经十六岁多了。而邓小平十六岁时候已经飘洋过海去了法国！

注：当年一切落后。以油墨手工印刷传单、短文之类表达要求、抗议之类称之为“快邮代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