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2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方菲编译报导）尽管中共当局百般恐吓，但近几年，中国民众利用互联网追求正义、进行反腐败斗争的例子依然屡见不鲜。加拿大《国家邮报》（National Post）近期特别摘录了前CNN驻京处主任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non）新书《中国的网络独裁专制》（China’s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中对此现象的讨论。
麦氏指出，在2009年，21岁的女服务员邓玉娇在湖南省一家结合餐厅、水疗、沙龙服务的娱乐场所工作。这里的顾客在美酒佳肴后可以享受理发、修甲、按摩等放松服务，该场所也提供性服务。当地一名干部在此招待朋友，看中了邓玉娇并要求进行性行为，被拒绝后企图用强。邓玉娇用修脚刀还击时误杀了这名共产党员。
这一事件在网上迅速传开，邓玉娇被视为女英雄。一名博主追查到邓玉娇被关押在当地的精神病院，将照片张贴在网上。女性网民热情跟贴，题为“我们都是邓玉娇”。政府努力压制此新闻的行为引起人们的愤怒－－小地方官员滥用权利、经济压力迫使年轻女性在这样肮脏的场所谋生。可能意识到一旦将邓玉娇定罪会引发骚乱，当局最终放弃了对她的谋杀指控，改判较轻的罪行并释放了邓玉娇。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与邓玉娇同等遭遇的人可能已经被关押在监狱或精神病房里，外人不会知道内情。互联网赋予了普通中国人说真话的权利并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追求正义。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用户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有被操纵的和扭曲的观点。
在1989年学生政治运动后，大学对学生保持相当严格的控制。作者最近访问北大时遇到了一位本科女生，她有一双小鹿般的眼睛、穿着时髦，她希望为她的学生杂志采访作者（以下称呼她为玛丽，以避免可能对她造成的麻烦）。她问作者作为CNN记者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对待西方媒体。作者告诉她，在1990年左右，“我和我的同事频繁被警方拘留。”
“真的么？我不知道这种事情发生在外国记者身上。”“现在情况依然这样。你知道有时中国记者会因为调查深入而坐牢。”玛丽很震惊地盯著作者，“我不知道”，她轻声说。
在所有的现代社会都会有关于如何规范和管理媒体及信息网络的争执，并引申到哪种体制偏向有钱有权的人。但是在中国，如何管理、经营和监管信息网络是完全不透明并且没有公众监督。这个总体透明度加上中共当局的政治审查、对私营部门的监督和收买，构成作者称之为“中国独特的网络管制”主要部分。
该系统的成功关键是，政府并没有试图控制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但是在政治信息上有效地控制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们，使他们在关于自己国家的很多问题上不了解真相或有扭曲的观点，更不用提对其他国家的了解。
2005年PBS纪录片录制人员采访了北京附近大学学生，向他们出示1989年一名男子站在坦克前的图片。令人惊讶的是（至少对西方人而言），大多数学生根本没有认出这一图片。作者认为，中国的大学生对于他们自己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狭隘理解是中共当局最大的成就之一。
1989年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天安门抗议活动，但是真正的导火索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巴乔夫访华。学生希望中国领导人学习戈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血腥镇压6.4后，邓小平推翻了中国遵循戈巴乔夫的领导的希望。
作者还写道，邓小平的努力给中国网络带来有限的公开性：人们可以同过互联网解决个人或地方的不公，扩大公共话题，但同时政治制度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变。一旦跨过政府的政治红线，人们会发现他们并不拥有比20年前更好的法律保护。
例如，触犯中共当局红线的人包括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在2008年底被逮捕，2009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徒刑。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艾未未－－以非正统的艺术装置和对腐败、政治改革的坦率言论而闻名国际－－在2011年初以税务欺诈为名为逮捕，真正原因是他参与民主改革运动。
据关注中国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调查，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年）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对政治、宗教或种族异议人士最常用的罪名）的人数是过去三年的两倍。从那以后，政治逮捕持续高于20世纪90年代。由于网络监督，一般人很少能了解这些逮捕事件。
作者调侃，一个进行网络监督的政府可以享受到控制网络言论的好处。政府追踪网上聊天，提醒官员潜在的不安因素，让中共官员更能在问题失控前加以控制。有时公民可以通过人肉搜索迫使腐败官员辞职，甚至有时法律或法规会因为人们网上投票结果而改变。因为，5千万中国网民感到更自由、不像从前惧怕政府。通讯革命在很多方面改变的中国，然而迄今为止，与期望不同的是，共产党依然牢牢地掌握着权力。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