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连横写的《台湾通史》卷廿二<宗教志>的记载，纪元一六六一年(清世祖顺治十八年)明遗臣郑成功，入主台湾时，台湾佛教已渐兴起。惟早期台湾佛教，系以“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的斋教为主；从清代到日据时代(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四年，纪元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斋教一直是台湾的主流。郑氏以台南安平为首府，当时佛寺数量极少，且多集中于现在的台南县市内。正统佛寺及僧尼的出现，一说是纪元一六六一年建于台南市的竹溪寺，一说是纪元一六六二年(清圣祖康熙元年 )建于台南的小西天寺为首。其次是郑成功之子郑经，所倡建的弥陀寺，再次为咨议参军陈永华，所建的龙湖岩。
康熙廿三年(纪元一六八三年)，施琅平台后，福建境内禅宗各派僧侣，亦相继渡海来台弘法，由于地方官吏、士绅的热心护持，或整修、或兴建许多颇具规模的佛刹。研究显示，到了清朝，台湾佛寺大约有一百零二座，且分布地区也不再拘限于南部。康熙末年(纪元一七二零年后)，台北已有龙山寺、剑潭寺的兴建。台北由于移民聚落的增加，经济力量的大幅提升，于乾隆(纪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中期以后，逐渐取代台南的地位。
日据时代，日本佛教各宗派，亦纷纷移植台湾，个中以曹洞宗的势力最为庞大；当时，台湾本土佛教(尤其是斋教)为求自保，只得相率投靠日本的佛教组织。而在那个时候，台湾佛教界有所谓的“四大门派”之说，即基隆灵泉寺月眉山派、台北观音山凌云寺派、苗栗大湖法云寺派和高雄的大冈山派。崛起于日据时代初期的基隆灵泉禅寺，由于开山祖师善慧法师许多历史性的创举，让该寺成为台湾佛教从斋教转型为正统佛教的重要据点。
光绪廿五、六年前后(纪元一八九九至一九零零年)福建鼓山涌泉寺善智、妙密，两位禅师自内地来台，先是住锡在当年基隆玉田街奠济宫后楼的观音殿，随缘说法度众，从而接引了年轻的斋教徒江清俊(即日后的善慧法师)投身佛门。
善慧法师为基隆人(祖籍福建汀州永定县)，生于清光绪七年(纪元一八八一年)二月九日。灵泉禅寺现任住持晴虚法师，撰《善慧上人传略》中，述及善慧法师：“自幼聪慧，夙禀善根，髫龄即喜摘花供佛，举止异于常童；九岁入学书院，授业国学，品学兼优。十六岁即随母皈佛茹素，年方弱冠，即慧悟不群!”
光绪廿八年(公元一九零二年)，在善智禅师的引荐下，善慧法师至福建鼓山涌泉寺礼景峰法师为师，从而受三坛大戒，正式成为比丘，也成为鼓山法脉的正统徒孙，时年廿二岁。返台后，善智、善慧二师，合力于基隆弘化(妙密禅师来台年余即过世)，成绩斐然，时人誉为“台疆二甘露门”。为进一步“安僧弘法”，善智禅师向信徒倡议 “须建佛寺伽蓝”；孰料话出不久，善智禅师即圆寂，建寺的艰钜工程，遂由善慧法师一肩承担。
成就建寺功德的善缘，先是有基隆大水窟庄的茶商林来发，发心捐出位于基隆东郊山区一甲多茶山道场(现属信义区)，继而获得基隆仕绅江忠良、许松英、许梓桑等善信的鼎力赞助，于光绪卅四年(纪元一九零八年)完成大殿建筑，并由当时应邀来台的鼓山涌泉寺性进法师命名为“月眉山灵泉禅寺”。尔后历经两次扩建，先后完成天王殿、东西厢房及灵泉三塔。
整体看来，灵泉禅寺之原始雏型，系采大陆丛林四合院式之布局――前殿奉祀弥勒菩萨及四大天王，后殿为供奉释迦文佛的正殿，东厢为库房、斋堂，西厢为禅堂、客房，为一以砖瓦、木材及部分石材所构筑而成的素雅禅寺。当时寺内所奉佛菩萨、尊者及护法诸天等圣像，皆出自福建名雕塑师林起凤之手，工法细腻、灵气活现，堪称极品!唯从寺前依旧伫立的石灯及寺内一尊日本风格的观音浮雕像，亦不难嗅到当年受到日本佛教影响所留下来的气氛。
“虔意真修何用远游南海；诚心礼拜即此便是西天”(前殿楹联)，“灵谷春深山鸟都参祖意；泉岩夜静松涛不碍禅心”、“般若花开香满大千世界；菩提树长影遮百万人天”(正殿两副楹联)，寺内外禅机盎然的联语，为朴素的禅寺，平添了几笔诗情画意!
灵泉禅寺的兴建，为北台湾树立了传统禅宗丛林的典范。开山以后，善慧法师秉持“ 三学并弘，作育人才”的宗旨，致力于种种法务的推展；除了培养僧才、提倡禅修外，更在民国前两年(纪元一九一零年)黄历四月八日佛诞日，于灵泉禅寺为在家二众，举办传戒法会(约卅多人受戒)，此举为台湾佛教史上的大事之一，为台湾佛教主体性的建构，开启了第一步!
民国元年(纪元一九一二年)，法师卅二岁，为了方便学人研究经义，在蔡桂林秀才的陪同下，专程到日本东京，向文部省请回一套《新修训点大藏经》，而灵泉禅寺，也因此成为全台寺院中最先拥有全套藏经的宝刹，意义非比寻常!请回藏经后，随即于该年秋，举办“爱国佛教讲习会”，讲师有大陆来的会泉法师、日籍的渡边灵淳法师及善慧法师本人；参加讲习的会员四十多人，则来自全台各地。这是台湾佛教史上另一创举――第一次由佛教举办的大型佛教讲习会。
民国二年(纪元一九一三年)，善慧法师偕弟子德融(日后任灵泉寺第二任住持)远渡重洋至印度朝礼圣迹，并游化缅甸、大陆著名寺院，请回玉佛多尊并佛舍利若干颗，成为该寺镇山之宝。民国四年(纪元一九一五年)中秋节，举办为期三周的全岛坐禅大会，来寺参加者有四十多人，成绩卓著。虽然法务日趋繁重，善慧法师一本度生不倦的悲怀，为法奔波，化迹遍及岛内外。
民国六年(纪元一九一七年)，应台南信众之请，重兴法华寺及弥陀寺。该年，除发起创立“台湾佛教青年会”，担任干事长一职外，复在日本曹洞宗、台北别院院长大石坚童禅师的协助下，于台北开办“台湾佛教中学林”(为今泰北中学之前身)，以为长期培养佛教人才之摇篮，是为台湾佛教史上第一所正规的佛教学校。
同年秋末，为“灵泉三塔”的完成，启建七坛水陆大法会。法师原拟邀请当时扬名江浙丛林的圆瑛法师(纪元一八七八至一九五三年)与擅长表唱水陆忏文的歧昌法师来台主持；后因圆瑛法师临时不克践约，遂改请著名佛教改革领袖，后成为民初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法师来台。太虚法师于法会结束后，曾参访台北、台中、彰化等地，并在善慧法师陪同下，游历扶桑，对台湾佛教及日本佛教的发展经验有深刻的印象，并引以为自身佛教改革措施的参考。
民国十二年(纪元一九二三年)，善慧法师应鼓山涌泉寺之聘，主持开坛传戒。翌年，复应四川怡山重庆寺之请，传授四众戒法。目前灵泉寺仍保有当时鼓山涌泉寺监院等为法师志喜的匾额，文曰：“证果得四禅十地；种因先五戒三皈。”民国廿三年(纪元一九三四年)，法师游化南洋，先后应请出任槟城榜乐寺、双庆寺及新加坡普觉寺住持，法雨普润海外侨胞!而在中、日战争期间，法师为沟通中、日关系，履迹上海，并被推举为杭州佛教会会长，所发挥的影响力，当不容忽视!
民国卅四年(纶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台湾光复，善慧法师为团结佛教界力量，积极筹组“台湾佛教总会”(日据时代曾有日人主导“南瀛佛教会”之全岛性佛教组织)，可惜还来不及召开成立大会，法师即于该年十一月底示疾，延至十二月十一日下午撒手西归!总计世寿六十五，僧戒腊四十又四。“善心辅法雨功绩万世不朽；慧力启灵泉德业千古长存。”从当时普陀山法雨寺常住拜挽的哀幛，可知法师在教界所受到的高度尊崇。虽然法师色身已杳，然其生前所培养的法眷弟子，遍及台湾全岛，对于正法的流布，有莫大的贡献!
灵泉禅寺在光复后，因人才外流及人事的更迭，一度中落，几至荒废。直到纪元一九六七年秋，现任住持的晴虚法师(纪元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四五年正月出家，一九五三年春于灵泉禅寺受具足戒)被信徒代表推选就职后，再度接续善慧祖师以佛教教育文化淑世利群的志业，振兴道场，并顺应时代的脉动，进行整体的规划建设。先是开通两条朝山汽车道路(一通往基隆市区，一通往瑞芳四脚亭)，以活络生机、畅盛法缘。接着改善环境，扩建殿舍，已重建完成弥勒殿、文教会馆及教育馆等数栋。刻正进行觉皇宝殿(中殿)、文化会馆及社教馆等大型建筑工程活动。往后的发展重点，将着重于兴办各类佛教文化教育，并开发风景区育乐设施，以其成为“佛教六和文康乐园 “之模范道场。
灵泉寺为了健全该寺的人事组织，奠定法制，以利寺务的推动、发展，自纪元一九七一年起，即依政府法令，成立宗教财团法人组织，抱持“弘教导俗”的宗旨，兴办文教、慈善、公益事业，以宏扬圣教、净化人心，进而发挥辅政济民，淑善人群的作用。目前设有“善慧文教基金会”及“佛心慈济会”两种专案组织，前者重于文教设施、奖助学金的提供等，后者则重于社会贫苦及急难之救济。寺内并设有“华文佛教学院”及图书馆，以利有志学佛者研修佛法。
在纪元2零零零年的千禧年，灵泉禅寺除了春季举办第三届“缅甸帕奥禅修营”的国际弘法活动外，更预定在秋季启建“大乘戒幢传授护国千佛三坛大戒法会”，一方面庆祝开山建寺一百周年，一方面纪念善慧祖师一百廿岁冥寿。灵泉禅寺在晴虚住持的带领与缁素二众的通力襄助下，正以崭新的风貌，延续昔日辉煌的弘化记录，为当代台湾佛教再添光彩。
（文据《高僧行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