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3月23日讯】在共产党和纳粹掌权的国家，几乎没有人能逃脱秘密员警的监视，没有人会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在毫无觉察之中，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可能已被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了黑名单，不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你的头上。如此阴森的人间地狱，生活在其中的人怎能不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怖中的他们，又怎能有自由和尊严可言？！ ——题记
第三帝国时期，为了反抗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德国慕尼克大学的一批反法西斯志士，曾组成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地下抵抗小组。
1943年初，这个小组冒着极大的风险把“打倒希特勒！”的大标语刷到了墙上，并向德国国防军散发传单，呼吁军人唤醒自己的良心和自尊。不幸的是，嗅觉灵敏的秘密员警盖世太保很快发现了他们的活动，并象狼狗一样凶恶地扑向了他们。
2月19日，当“白玫瑰”小组的成员在慕尼克领导大学生进行政治集会时，一个在现场监控的盖世太保小头目记下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的名字。很快，这个小组中的三个大学生被抓捕。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和二十二岁的莎菲•舒尔，经过三天的严刑拷打后他们被处决。紧接这之后，医科大学学生亚历山大•施莫赖尔也被捕了。盖世太保不但宣判他死刑，还用斧子砍掉了他的头。
一个政权如何对待自己的反对者，是区分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重要标志。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很明确，早在《我的奋斗》中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过：“权力的武器是恐怖，是针对个体和群体的肉体的恐怖。只有当持不同政见的反对者遭受到这种恐怖打击之后，被击败的反对者们，才会将对未来的任何抵抗丧失信心。”夺得政权后，希特勒立即将他的这一“恐怖政治论”付诸实施，依靠秘密员警充当自己的“铁杆打手”，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对全体国民和整个社会实施全方位的监控、恐吓，对一切怀疑、不满、特别是敌视和反抗纳粹统治的人与活动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把纳粹德国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员警国家，一个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除了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员警还包括党卫军保安处，两者各有分工。盖世太保负责监控马克思主义、叛国犯和流亡者，党卫队保安处负责监控科学、民族和民族学、艺术、教育、党和国家、宪法和行政、国外、共济会和社团。另外，在一些共同管辖的领域，如教会、教派、其他宗教和世界观团体、和平主义、犹太教、右派运动、其他敌视国家的社团、经济、新闻等领域内，盖世太保主要抓“所有需要考虑由国家员警出面采取执行措施的具体案件”，党卫队保安处则负责“所有带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盖世太保的任务是打击“敌视国家的现象”，保安处的任务是打击“危害人民的现象”。按照纳粹的解释，“敌视国家是一种涉及法律的现象，凡一个人及其行为经查明违犯了保卫国家的基本法律时，即构成敌视国家的现象”；相反，“危害人民的现象的特点，在于往往根本无法看出它触犯刑法，但它对人民从而也对国家有时却具有远比直接敌视国家的现象严重得多的危险”。
在民主国家，员警的权力再大也不可能超越法律。但在第三帝国，秘密员警却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权力，根本不受法律的约束。他们高高在上，可以任意逮捕、殴打和杀害自己的人民，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们拥有对任何人的控诉权，而被控诉的人却没有豁免权和申诉权，甚至律师也是不允许请的。纳粹当局规定，盖世太保的行动不必经过司法部门的批准和复审，法院不得干涉，只要员警是在执行领袖的意志，它的行动就是合法的。盖世太保的权力来自“新的世界观，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1937年，德国司法部干脆宣布放弃对盖世太保虐待被审讯者和囚犯的行为进行起诉的权力。同年12月，内政部长弗里克又下令，将运用“预防性拘留”的权力授予盖世太保。
为了消除一切可能威胁到纳粹政权的隐患，秘密员警当年在德国构筑了极其庞大和严密的监控网路。他们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都设置了专门的档案案卷，里面记载着这些人从事过的政治和职业活动，以及家庭、朋友、住宅、社会关系，社交活动、个人弱点及爱好的详情。所有记录都存档，以备适当的时候加以利用。在国境以外的德国政治流亡者也难以幸免。通过纳粹情报组织对全世界每一份报纸的摘译，秘密员警掌握着这些流亡者的活动细节。
秘密员警还通过纳粹党及其分支组织与附属协会的基层组织，以及他们自身的志愿情报员，对整个社会实行全方位的监控。各种小头目会把自己管辖范围内每个人的牢骚话、不满的脸部表情，以及收听“敌台”的动向，及时报告给自己的上司。如1938年有人向党卫队保安处报告，说在“欢乐产生力量”组织所举办的赴意大利旅游活动中，有人“唱国歌时态度吊儿郎当，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还有人“违反外汇管制条例”。大学生中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借此掌握着大部分大学教师的政治态度。就连德国经济部长、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沙赫特家的电话，都曾遭到其女管家，一名盖世太保志愿情报人员的窃听。当年的德国就像驻柏林的一位元美国记者所说的那样：“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友好、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注：指党卫军保安处）的告密者。”
1935年5月26日，被称为“元首的影子”的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规定：“为使党的所有部门以及他们的支部同秘密员警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我代表元首邀请盖世太保领导人在今后参加党和他们支部的所有正式大型会议。”这样，盖世太保依靠上万个镇长和村长的耳目就能监视每一个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思想动态。
国家公务员更要受到监视。1933年6月20日，戈林在一份传阅档中告诫那些干部要监督国家公务人员的言行，并把那些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通报上来。纳粹用这种方法达到人人自危的目的。
德国工人也同样受到监视。每家工厂企业都设有纳粹党的支部。“劳工防线”这个新的纳粹组织已代替了昔日的工会，它负责把工人和职员中的不满行为上报给盖世太保。
除了侦察、警告，劫持、谋杀、“监护”之外，利用“预防性拘留”把政敌关进集中营是盖世太保常用的一种恐吓和镇压手段。纳粹统治的头一年，秘密员警就在德国建立了萨赫森豪森、达豪、布痕瓦尔德等５０多个集中营，这些集中营设有禁闭、鞭笞、勒死等酷刑，并明文规定凡谈论政治、举行集会、发表“煽动言论”者“一律绞死”，不服从命令或袭击守卫者“当场格杀”。在纳粹德国时期，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份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过问政治的教士、抵抗战士及犹太人等都未经法律程式被盖世太保投入集中营。也许你只是在课堂上发表了一些对时下的不满，也许只是在大街上对希特勒的画像瞥了一眼，都有可能导致牢狱之灾！据德国官方记载，仅1935—1936年的一年间，就有7000名“马克思主义者”被关进集中营。
不仅如此。在纳粹德国，秘密员警的足迹几乎遍布历次重大内政外交事件，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每逢国会选举，党卫军保安处都会倾巢出动，他们为所有可能投反对票的人都准备了用无色带打字机编号的特殊选票，以便严厉惩处投废票或反对票的人。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还摧毁了以奥托•施特拉瑟为首的“黑色阵线”设在布拉格附近的广播电台。在1935年萨尔地区举行归属问题的公民投票前，他们在那里搜捕敌手，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以争取更多的赞同票。在1938年希特勒打算夺取军事指挥权前夕，他们制造了所谓的“勃洛姆贝格一弗立契事件”，为希特勒清洗高级将领提供借口。随着德国一步一步向外扩张，他们既充当前锋，制造事端，为军队的进攻行动提供理由，又在占领区稳定“秩序”。
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秘密员警不仅大肆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异族人，对本国的反法西斯人士也毫不手软。特别是纳粹政权崩溃前夕，他们开始像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异族人那样大肆杀戮本民族的人，仅仅因为怀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惨无人地道将其家庭成员全部杀绝。有资料说，1941年2月和3月，平均每月有750名反法西斯战士被捕，而６月份则有1169人、9月份有1337人、10月份有1305人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据纳粹德国司法部的官方统计，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具体人数为：1940年，306人；1941年，1146人；1942年，3393人；1943年，5684人；1944年，5764人。这只是一个极为保守的数字，其中还不包括那些被秘密处死的人。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被司法和军事机构判处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万五千名，这还不包括纳粹失败前期疯狂的屠杀。总之，在纳粹的独裁统治下，谁敢公开跟纳粹不一条心，就一定不会有好果子吃。
与希特勒一样，共产党的领袖也都是“恐怖政治论”的信奉和鼓吹者。早在希特勒之前马克思就说过：“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史达林曾在这段话旁边加了个批 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见《列宁与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
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政权个个也都是员警国家，只不过这些国家的秘密员警不叫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在苏联他们叫“契卡”，后来改名叫“克格勃”，在东德叫“史塔西”，在中国叫“国保”和“国安”—–无论是契卡、克格勃，还是史塔西、国保和国安，以及其他共产党国家的秘密员警，都是党对全体公民和整个社会，尤其是对威胁到其独裁统治的公民和团体进行监控、威胁和镇压的“剑与盾”。凭借着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他们随心所欲地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使整个国家无时无地不处于无形的恐怖之中。
据《列宁与红色恐怖：“仇恨与复仇的赞美诗”》一文介绍，1917年12月20日，十月革命后不久，为维护布尔什维克政权，打击反对阵营势力，共产党国家秘密员警的鼻祖——简称“契卡”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即应运而生。在列宁的授权下，契卡被赋予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无边权力，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式判处罪犯流放乃至枪毙，成了布尔什维克实施恐怖统治的元凶。契卡第一任主席捷尔任斯基对此也供认不讳。1918年7月14日他明白无误地告诉记者：“我们本身就代表有组织的恐怖，这点必须说得非常清楚。在革命时代，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作斗争，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们判案很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逮捕罪犯与作出判决之间只需一天。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当罪犯面对证据时就坦白认罪了。还能有什么争辩比罪犯自己的坦白更有份量？”
1918年9月，以列宁和彼得格勒契卡头子乌里茨基被刺为借口，布尔什维克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器全面强力推行的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为此，《真理报》宣告：“如果我们不想让资产阶级毁灭我们，我们就必须毁灭他们，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城市必须无情地清除腐恶的资产阶级。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账的物件，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红色报》誓言：“我们将把自己的心化为钢，让它在自由战士的苦难和血液的烈火中得到锤炼。我们将让我们的心变得残忍、坚硬与不可感动，使得怜悯无法进入我们的心脏，使得它们在见到敌人的血海时绝不发抖。我们将打开那血海的闸门，绝不怜悯，绝不饶恕，我们将成百成千地杀死敌人。让他们在自己的血里淹死。为了列宁以及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弗洛达尔斯基的鲜血，让资产阶级的鲜血流成洪水——更多的鲜血，尽可能多的鲜血。”
9月中旬，季诺维也夫宣布要消灭一千万人：“在苏维埃一亿人口中，我们将与九千万一道前进，对其余那些人，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必须被消灭。”
《契卡周报》为下级机关给出了执行枪决和监禁的指导方针：
一、枪决适用范围：
1 、列在为契卡批准的特殊名单上的全部前宪兵军官。
2 、搜索结果提示有可疑活动的一切宪兵和员警官员。
3 、一切没有许可证而拥有武器者，情有可原者例外（例如苏维埃革命党或劳动组织的成员）。
4 、一切有参加反革命活动嫌疑的持有假证件的人。若案件难以决定，应报契卡作最后审查。
5 、出于犯罪目的与苏维埃俄国境内与境外的俄国和外国的反革命及其组织来往。
6 、一切中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活动成员（注：活动成员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城市与地区的管理机构成员，武装民兵成员，以及为党执行联络通讯任务，执行任何命令的战斗组，在各个别组织之间执行任务的人，等等）。
7 、一切反革命党派的活动成员（宪政民主党、十月党，等等）。
8 、死刑案件必须有俄国共产党参与讨论。
9 、只要三个委员一致同意，枪决即可执行。
10 、若俄国共产党委员会代表提出要求，或俄国契卡委员会成员意见不一致，必须上报全俄契卡决定。
二、逮捕后囚禁于集中营：
11 、一切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以及其他旨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而又未被处死的人。
12 、档案可疑，而又没有确定职业的所有前军官。
13 、所有的资本家与地主反革命的著名领导人。
14 、所有的前爱国和反动组织成员。
15 、全体（无一例外）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和右翼人民社会主义党人，宪政民主党人和其他反革命。至于社会革命党的基层工作人员，在他们签署声明谴责其中央机构的恐怖主义政策，对英法军队的观点以及与英法帝国主义达成的一般协议之后，可以缩短关押期限。
16 、孟什维克党的活动党员，根据第六段注脚中列出的方法处理。
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大规模搜查与逮捕。被捕的资产阶级应被宣布为人质并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从事强迫劳动。为了恐吓资产阶级，还应该将他们驱逐出住宅，只给他们很短的搬出时间（24-36小时）。”
根据《契卡周报》和其他官方文献列出的集体枪决名单，红色恐怖发动后的头两个月内便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被处决。1919年2月至6月间，在哈尔科夫一地即有2000到3000次处决，同年12月，该城被布尔什维克再次占领后，又有1000到2000次处决。在顿河畔罗斯托夫，1920年1月的处决次数为1000 。在奥德萨，1919年5月至8月为2200 ，在1920年2月至次年2月为1500-3000 。在基辅，1919年2月至8月间至少为3000。在克拉斯诺达尔，1920年8月至次年2月至少为3000。在库班省的小城阿尔马维尔，1920年8-10月间即有2000-3000次处决……。而这些只是部分名单。五山城的契卡组织了“红色恐怖日”，一天内便处决了300 人。
契卡还发明了各种令人发指的折磨“敌人”的酷刑：奥德萨的契卡人员将白军军官用铁链绑在木板上，缓慢地送入熔炉或盛满沸水的储槽，或是用绞盘撕为两段；在哈尔科夫，活剥头皮以及活剥手上的皮成了家常便饭——将受害人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手套”；沃罗涅日的契卡人员将赤裸的受害人放进里面全是尖钉的大桶，然后再滚动之；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契卡人员把受害人钉上十字架或是用石头活活砸死；察里津与卡梅申流行“锯骨头”；波尔塔瓦和克列缅丘格的契卡人员将神职人员躯体刺穿，活埋暴动农民；奥廖尔的契卡喜欢将受害人剥光衣服，把他们绑在冬天的街头上，再向他们赤裸的身躯泼冷水，直至他们化为“冰雕”；在基辅，契卡人员将老鼠笼子固定在受害人的肛门那儿，打开笼子门，再用火加热铁丝笼子，老鼠便不顾一切地啮咬撕开受害人的肛门，钻入受害人的肠子逃生。这酷刑可以持续几小时，有时甚至持续到次日，直到受害人死亡。
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917到1922年间，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人。受害者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成员，还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因为杀人太多，连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也纷纷谴责列宁，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和德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考茨基称其统治为“恐怖统治”，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也称列宁“成为新的罗伯斯庇尔”。
仿照契卡其及后继者克格勃的模式，各共产党国家相继都建立了本国的秘密员警，东德的秘密员警“史塔西”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个。
今天，如果你去东柏林，由亚历山大广场向东，行至鲁斯彻斯街，便可以看见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
《南方周末》记者张哲曾写过一篇题为《永别了，史塔西！》的报导，专门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这座博物馆。文中写道，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
博物馆的宣传册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援、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员警、情报机关和侦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的 。
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像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史塔西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
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一名全职的史塔西。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路——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约翰•科勒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员警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到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史塔西在内部档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曾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史塔西的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他本人是个足球迷，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纳粹和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几乎没有人能逃脱秘密员警的监视，没有人会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在毫无觉察之中，因为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你可能已被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了黑名单，不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你的头上。如此阴森的人间地狱，生活在其中的人怎能不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怖中的他们，又怎能有自由和尊严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