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4月02日讯】王立军事件之后，牵动着薄熙来的命运前程，一时间大陆、海外都在议论、揣度中共官场的变动，判断分析这一帮、那一派的输赢胜负，我认为，这时候的薄熙来、王立军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个体“人”的概念了，而是形成了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代表着共产党内部相互倾轧、撕咬的阶层群体和执法者愚昧授命、执行法律以外的个体或群体命令、实施暴力的流氓群体。
薄熙来们（薄门）代表着强权专制统治者，也是发号施令者，王立军们（王门）则代表着授命于薄门的暴力具体实施者。
今天说薄熙来们和王立军们的意义，不再是关注二人的去向和个体命运，而是给人们几个警示，一，共产党这个链条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在“党”的控制之下，党要用你，你就会升官发财，相安无事，同时党给足了你犯罪的空间，诱惑你犯罪，也不得不犯罪，同时会把你的罪证隐藏起来。“党”要让你垮下去，就会把早已隐藏的罪证翻出来，几天你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二，劝告还在羡慕薄、王在位时的荣光，跃跃欲试想成为其一分子的人，快快清醒，远离这个党，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薄熙来们的罪恶
薄门（不是薄们）是共产党高层的犯罪群体，一个时期只能有少数的一个或几个，苏联的列宁时代、史达林时代，中国的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等，都是打着为大众利益的旗号，干着专制和满足私欲的勾当，集体领导是给人看的招牌，实则都是专制统治。毛泽东为铲除异己，就凭一句话或一封信（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可以打倒国家主席、患难与共的朋友、战友、甚至恩人，也会把一个国家搞乱。
记得在大学时，我的老师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老邓在南巡时画了一个圈，就有了深圳和广东的特殊政策，那不就是和毛当年发动“文革”一样吗？怎么体现集体领导？再有人在别的地方点了一个点儿，保不准就错了，若错了谁来负责呢？那不又是一场灾难吗？中国再这么折腾怎么得了？1989年对天安门请愿学生的屠杀，同样是邓和几个党的大佬决定的，当时同情学生的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也被贬官，这又是一个奇怪信号，即发号司令者不一定是党的最高职务者。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还是邓的一句话，就轻率的选定了党的最高领导人。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同样也是江泽民以个人行为，写信给职能部门，布置镇压，问题是公、检、法、司等行政执法机关，应该秉承的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而王立军们却听命于一个人的一封信，这就牵扯到王立军们的作为，是什么力量让王门（不是王们）不依据法律而作为，去听命于看后就收回的、见不得阳光的一个人的信函？
薄熙来从大连起家，常年的官场薰染，他很明白权力的力量，从一个县级的宣传干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奉迎上司的同时，对下属颐指气使，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把下属都管教成服服帖帖的哈巴狗。记得薄手下的一个局长说，他批评我们就像训教孩子。
专业性的问题，专家也不敢多说话，薄的话就得服从，所以在大连有很多的不符合环境、经济规律的工程和专案，他一味的搞假大空的城市建设专案，炫耀自己的政绩，至今留下很多烂摊子。
如：他在大连搞城市拆迁、重建规划，速建安居工程，新建楼房的屋顶全部搞成突起的尖顶，镶嵌彩色瓦。北京这样的房子叫“希同顶”，在大连叫“熙来帽”，1994年笔者购买的楼房是品质模范楼，标杆似的品质合格，薄熙来曾到我居住的楼视察，着实让媒体褒扬了一番，可没到两年，一下雨就漏，年年修，年年漏，周围的几十栋楼都一样，后来的维修、设施配套等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没几年我不得不卖掉，曾给我带来无尽烦恼的房子。
人们都赞赏大连的广场、绿地，可是原来的广场和公园大树很多，后来薄为增加绿地面积，提高绿色观感，追求外观的华美，移走大树，栽上据说是耐寒的草。这时的百姓早晚到广场和公园锻炼、散步，以前在树下的悠闲、惬意的心情被焦躁、忧郁所代替。当时有个顺口溜：“薄市长，起得早，砍倒大树种小草，撵的老人到处跑”。
薄熙来们的治下是一个个的王国，他们有绝对的权威，什么监督，集体领导，不同的声音，时间不长，就会消失。因为薄熙来们知道，共产党的官员没有干净的，想查谁，谁的犯罪事实就会浮出水面，谁不听话，就查谁，一查一个准儿。薄熙来到了重庆，就是采用这个套路，他对政敌有个口头禅:“我就不相信查不出你的问题”,。
列宁、史达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无一例外的都是管用此伎俩，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刘少奇、“四人帮”、陈希同、陈良宇、文强……可以说让谁倒谁就倒，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少有干净的。洁身自好的人不会习惯这污浊的官场；不会犯罪，不会走歪门邪道就不会被提拔，睿智的人大多会选择离开这个群体。
在大陆时，笔者单位的领导班子换届，人们自然推荐德高望重的两位教授，可这二人坚决不就，开玩笑地说，“当官我们就都会变了”，聪明的他们很明了党的干部都是什么货色。
1999年7月20日，到大连市政府门前上访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同修，21－23日，面对越来越多的请愿者，大连警方动用多辆大客车，把市政府附近请愿的法轮功学员一车一车的拉到中小学校，采取逐一登记，让单位领人等措施，给法轮功学员登记造册，建立档案。薄熙来无论官居大连市长、市委书记，还是辽宁省长，打击法轮功都是最卖力的。据姜维平的回忆，薄熙来就在现场的车里指挥员警驱赶、殴打法轮功学员。久居官场的薄熙来当然知道，镇压法轮功不合法，但是他就敢死命镇压，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可见他对法律的蔑视和土皇帝的霸气。
王立军们的罪恶
对上司命令无条件的服从，哪怕明知道是违法的也要干，当然他们会得到正常条件下得不到的好处，这就是王立军们的共同特点。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就是遵循权力大于法、大于道德的理念而行事。
毛泽东时代对“毛主席”的无理性崇拜，导致“文革”的发生；邓小平时代，授命向学生开枪的“人民子弟兵”铸成“六、四”无法愈合的伤口；江泽民时代，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无理性无良知的公、检、法、司、医人员，酿成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凡此种种，正是这些可怜又可悲的糊涂虫，助纣为虐，使中华民族的伤痛每隔十年八年，就要流一次血，而健忘的人们，没有把这些教训传给后代，使每个时代都有王立军们的罪恶在延续。
王立军们还包括没有犯罪具体实施者，但他们是犯罪的胁从，是共产党这个群体罪犯链条上的螺丝钉、感测器，正是胁从的“协”与“从”，制造了犯罪者的犯罪环境氛围和力度，他们就像飞奔战车上的轼和辕，他们是战车架构的一部分，它们虽然不是车轮和铁蒺藜，但战车没有轼和辕，是跑不起来的。
是谁制造了薄熙来王立军们
抓捕法轮功学员没有法律依据、审判法轮功学员没有法律依据、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违背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和良知，肆无忌惮地摧残法轮功学员，连共产党掩人耳目的法律都不顾，镇压合法上访民众，打击不同政见者……是什么力量驱使王立军们这么卖力？它们得到名利等好处的同时，薄熙来们正乜斜着眼睛，历数着王立军们就范时的罪恶事实，牢牢地握着王立军们的生死线，钳制着它们继续为自己卖命，一旦王立军们反抗，薄熙来们掌握的证据足以置王立军们于死地，薄、王斗的事实，完好地勾画出了薄门、王门群体的特殊符号。
我们可以冷静想想，是什么原因让薄熙来们、王立军们有了存在的空间？民主意识已入人心的时代，我们不难看到，非共产党的国家就难有薄熙来、王立军横行的土壤，具体讲，是共产党的体制，营造了薄门、王门的温床。
自此，可以明了地说，薄熙来、王立军的命运和结局，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不管他们明天复出，还是入监，我们都不应奇怪，因为历史地看，共产党体制下的政权，可以让恶贯满盈的人掌权，也可以让曾被下台的人复出、掌权、再下台、再复出；可以让永远被开除出党籍的人再回来，重掌大权，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让“人民”相信，它是多么的知错必改、有错必纠，多么的磊落、伟大和正确。
所以怎样解体共产党的体制，才是我们目前最最关心的，否则，今天薄熙来、王立军倒了，明天共产党还会喂养出更多的薄东来、薄南来、李立君、赵立君，这个国家还会被搅扰的民不聊生、鸡犬不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