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个人在历史偶然中的作用——薄熙来事件随感(五)

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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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5月14日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不会有政治罪名,不会有集体罪名,更不会有集体的政治罪名。当年,共产党以集体政治罪名“国民党”、“反革命”处决了数百万政治反对派,有朝一日,我们也会翻过来以集体政治罪名“共产党”、“极权主义者”处决政治反对派吗?或者,我们也来打他多少万“左派分子”吗?如果有幸活到那一天,我一定会说:“弟兄们,对不起,这不是我终生为之奋斗的那个社会”(郑义:曹长青《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严重失实2006年)

在从纳吉到叶利钦这个伟大的改革者名单上,我们还可以添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鲍彤、李锐、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于浩成、李慎之、胡绩伟、许良英、李昌、田纪云、谢韬、胡启立、习仲勋、朱厚泽、温家宝(我凭直觉相信他的泪水)……甚至还可以添上为民请命的田家英、彭德怀、张闻天、徐勤先……等等。我不过信笔写来,挂一漏万。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熠熠生辉。这种人性的光辉,最黑暗残暴的制度也掩盖不住。将来在中国自由解放纪念碑上,同样要镌刻下他们的名字。他们虽然是(或曾是)共产党员,但他们的奋斗和牺牲,与那些死于中共屠刀的自由先驱们是等价的。至少,在上帝的天平上是完全等价的,不差一斤一两一钱。

集一生之受难、反抗与思考,我坚定地认为:我们和极权主义最深刻的冲突,归根结底,聚焦于人性。我们反抗共产暴政,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大翻个儿”,而是要恢复正义与人性中的光明面。我们跟他们要不一样。

雨果用英雄之死的悲剧来赞美人性所可能焕发的光辉。当历史来到20世纪与新世纪之交,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走出悲剧的现代版:曼德拉与南非政府。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要认真读一读曼德拉传记。这个人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和高度赞赏,甚至包括他过去的死敌和看守。图图大主教说;“假如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这些人不愿意宽恕的话,那我们甚至连第一步都做不到。”曼德拉原先是一个狂热的暴力革命者,参加秘密军事训练,喜欢共产党、共产主义,贪婪阅读格瓦拉、毛泽东、卡斯特罗。两次被捕,最后判处终身监禁。第一次入狱,每周五进城处理律师事务所工作,有一名固定的白人军士押送,常常会停车进商店买水果巧克力。曼德拉本可轻松逃逸,消失在簇拥的人群中,但这种逃逸始终没有发生。曼德拉说:“我们之间有一种君子协议,我不会逃跑给他带来麻烦,而他让我有一定自由。”曼德拉不断在他的敌人身上发现人性的点滴闪现,虽然这不能去除他对白人政权的仇恨,“但却使他相信,在冷酷无情的制度和卷入其中试图管理它的有血有肉的人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曼德拉已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了早先的反对白人的好战性,而转向一种人类行为的哲学,就是不按种族、阶级、职业或任何其他范畴给人分类。”(美大卫•爱克敏:《20世纪五人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北京下同)

在长期监禁中,曼德拉有20年时间和一位白人看守和他的儿子布兰特(也是看守)相处。他们都是基督徒,一起读经,彼此尊敬。看守儿子不幸车祸逝世,曼德拉长时间握住父亲看守的手说:“让我们记住和布兰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没有搞错吗,监狱,漫长的监禁,和看守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没有搞错。当曼德拉终于获释之后,他给这位老看守写了一封忆旧的信,再次提及“在过去20年中我们共度美妙时光”。

许多白人担心,废除种族隔离之后,黑人的多数会进行报复。1989年8月,新总统上任。这是一个坚决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人,黑人并不信任他,更不相信国家会发生任何改变。连图图大主教都不信任他,轻蔑地说,换了总统“只是首字母从P.W.变成了E.W.”。但这回图图错了。新总统开始了一系列改革,并对他的同僚们说:他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上任半年后,新总统“通知被惊呆了的南非议会说,和南非黑人反对派‘谈判的时机’已经来临。”他宣布解除党禁,释放政治犯。这时,曼德拉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27年,没有丝毫仇恨和报复之心。对于残忍、压迫和不义,宽恕似乎是一种软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回应,做起来确实很难。但曼德拉在各种复杂境遇中仍然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地选择了宽恕。曼德拉以自己的宽容感动并压倒了野蛮。

还有一个人物,放射出比曼德拉还要明丽的光彩:教宗保罗二世。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过这样一段:

1979年,教宗当选后第一次回到自己故乡。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整个波兰社会为之撼动。其时,社会主义波兰正陷于迷茫与绝望,工人运动惨遭镇压的流血场面仍叫人心有余悸。教宗在布道及各种场合,直接向上千万信众发出“不要害怕”的呼召。他对饱受欺凌的同胞说:“你们是人,你们有尊严,你们不该卑躬屈膝。”他犹如一股自由的信风席卷波兰,驱走恐惧,带来信仰、希望和爱。

次年,民主运动狂飙再起,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的罢工震动世界。名不见经传的电工瓦文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波兰的勇气与希望。

瓦文萨始终把教宗视为最可信托的精神领袖,在他政治生涯跌落低谷时期,曾与教宗在一片树林中秘密会面,没有政治密谋而唯有灵魂的倾诉。瓦文萨向教宗坦陈内心深处的隐秘,说最令人苦痛不堪的尚不是政治挫折,而是心中对权势者挥之不去的仇恨。他备受熬煎,如被囚禁于心灵的地狱。教宗对瓦文萨推心置腹,用上帝之爱劝勉他,鼓舞他凭借神的力量驱逐灵魂中的黑暗。他为他祈祷,祝愿他像耶稣那样“爱仇敌”,宽恕那些曾以不义、欺凌来对待自己的人。没有采访,没有记录,不知道说了哪些话。但我猜想,教宗一定会轻轻地念叨“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爱里没有惧怕……”(郑义:《素棺》2009年)

这篇文章写得散漫,但还不算通篇胡话。其核心论点是:历史转折往往是通过偶然事件中的具体个人来实现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偏重于历史的必然性,而忽视历史的偶然性,尤其忽视个人的作用。这不符合事实,尤其不符合共产国家变革史。在罗马尼亚,例行的表忠群众集会上,偶然有人吹口哨;在东德莱比锡,偶然有教会点燃了祈祷的烛光;在莫斯科,偶然有人鼓励因绝望而醉酒的叶利钦走出去发表演讲;在1989年的中国,胡耀邦偶然死于心脏病……一瞬之间,这一个个偶然便释放出巨大的压抑已久的力量。哪一些人或者哪一个人勇敢而敏捷地抓住了这个偶然,历史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这不是押宝也不是幻想。这是漫长岁月里人民无尽血泪的凝聚和希望的无法抑制的爆发。

1999年,曼德拉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如此宣告:

我们已经成功地将希望植入千百万人民心中。我们立约,即我们要建设一个社会,其中所有的南非人,无论黑人白人,都能昂首阔步,心中没有任何畏惧,确信享有人类尊严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国内和睦、与世界和平共处的彩虹国度。

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人也能如此宣告:我们立约,建设一个再也没有杀戮、压迫、掠夺、仇恨、不义的“彩虹国度”!

2012年5月4日

于华盛顿DC

原载:《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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