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有感情 阎连科未竟的田园梦

梁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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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以往关注于人与社会,中国最多禁书作家阎连科的新作《北京,最后的纪念》歌颂大自然田园生活,以纪念去年被强拆的住所——北京711号园。新书是对强拆的“无言的抗议”,也是对大自然“无尽的崇拜”。

“为了证明植物的确是有感情并有语言、能发出‘声音’的,我用我的物理常识和860元钱,外加三次到中关村大街电子城的恳求与谦逊,把测量电流的仪表改装成了一台记录测量仪,然后把一棵菠菜拔下来,趁它最为鲜嫩、生动、青春年少时,把菠菜和测量仪的正负电极相连接,然后把火柴点燃后,在菠菜的上空晃了晃,我发现测量仪的指标有轻微的摆动感。我完全把火柴烧在那棵菠菜的叶尖上,那指针的晃动就明显而迅速。


阎连科运用实验证明,植物的确是有感情并有语言、能发出“声音”说话。(摄影/宋祥龙)

这一有趣的实验发现,让我惊奇而兴奋,于是,我把测量仪完全搬到厨房内,又拔来了一棵充满青春活力的大菠菜,将一片叶子连着测量仪,把对面那片叶子丢在烧成沸水的锅里煮。这时候,记录测量仪上暗红的表针摇摆不止,而且振幅极高,频率极快,完全如一个人受到了惊吓或恐吓的紧张和不安,直到那棵菠菜最终在沸水里死亡,那针摆都还没有停下来。”——摘自阎连科《北京,最后的纪念》

为纪念去年被强拆的住所——北京711号园,被称为中国最多禁书作家的阎连科,最近著书《北京,最后的纪念》,记录下这段为期三年、珍贵的田园生活,是对强拆的“无言的抗议”,也是对大自然“无尽的崇拜”。当中不乏有趣的事情,透过和大自然紧密的接触和研究,作者发现“植物是有感情和语言的”,甚至自制测试仪来记录下这个现象。

目前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的阎连科,在大学校园里一处小小的公寓中,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书,谈人,谈自然。

中国的《瓦尔登湖》 出版前结尾被修改

记者:能否先介绍一下《北京,最后的纪念》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阎连科:这是一本纯粹写大自然,写人对大自然的感受,比如我们说花草、树木、植物、动物、鸟雀、昆虫等等,我想纯粹是一个以大自然为主人翁的一次写作,和我之前的写作几乎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和您之前被强拆有关系吗?

阎连科:这本书在拆迁开始接到通知我已经写了80%,然后正式要拆迁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写完了,无非在最后写了2000字,1000字告诉这个地方消失了。

记者:有人形容这本书是中国的《瓦尔登湖》,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阎连科:我想同不同意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每个人看这本书,他会对大自然切身的感受,会重新去整理人和大自然那种伦理道德的关系。当然我是非常崇敬梭罗的,崇敬瓦尔登湖的,在上一个世纪90年代看完《瓦尔登湖》的时候忽然想到纯粹大自然写到如此的美好,而且给你一种说不尽的思考,那种思考不是我们用语言能讲的,还有一种人与自然的哲学在其中。那时候你就想自己是来自农村的,其实从小生活在大自然中,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有一天最好能像《瓦尔登湖》那样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写一本纯粹大自然的书,而不是写人的,写社会的,纯粹写自然的。

我想写这本711号园,也正是向《瓦尔登湖》的致敬,也完成十多年前,二十年前那种写作的夙愿,所以这次写作都是一次愉快的写作。
记者:您之前好几本书都被禁,这本书出版顺利吗?

阎连科:这本书在出版上总体在我来说最近十年来还算是比较顺利的一本,虽然中间也有所修改,但是改的地方还算是比较少的。结尾我想就是谈到了比如说拆迁的问题,他就不让你谈,就说这个地方消失而已,谈到我们即便是要保护自然也需要权力,权力也许更能保护自然,人的意识往往会被权力所左右。但这些也被删去了,我想就我的作品来说他还删去比较少的。

记者:这本书是对强拆的无言的控诉吗?

阎连科:我想在权力和无理面前人是非常渺小的,人只有妥协,只有投降,没有别的出路,但是即便这样,我们每天在讲它,在说它,在写作它,同样仍然是一种反抗,而且每一个人都这么去讲这么去说,希望在今后的岁月中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少。

这本书至少对我们现在发展的一种更多的抵抗,可能里边没谈什么东西,只谈了大自然,但确实对现在发展的一次抵抗。

拆迁类似计划生育 违背人权法律

记者:您给胡温写信,反响很大,网民都说,阎老师的房子都给拆迁了。


阎连科当时微博上直播被强迁。(阎连科提供)

阎连科:阎老师的房子拆迁是非常正常的,我一再说鲁迅的故居也拆迁了,梁思成的故居也拆迁了,我的房子又算什么呢。我们从微博上看,从电脑上看,拆迁有点类似多少年前的计划生育,是一个强硬的政策,甚至它是一种国际名声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过一段时间我想我们对拆迁回想有个公众的认识,很多是违背人权和法律的,拆迁是几乎没有法律可以依据的,可以避免很多恶性事件发生的。

记者:拆迁诉讼进行得如何?

阎连科:诉讼官司输掉了,一开始就知道结局的过程,我们是等拆迁完毕之后都已经立案了,一个多月、两个月左右就通知开庭,开庭然后迅速半个小时宣判输掉。当然你可以上诉,前一段也上诉,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这个结局是很明显的,因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一例拆迁打赢官司过,我想输赢是一个问题,打不打官司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一个过程走完,走完的结局也是可以想到的。

记者:您还会写一本关于拆迁本身的书吗?

阎连科:毫无疑问拆迁对我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记忆,是否会写它,什么时候会写它,我现在都没有想。任何写作我想不管写纪实文学还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沉淀一下都是好的。

植物是有感情和语言的

记者:您在书中曾经写到植物是有感情和语言的,这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阎连科:一个人有独自相处的环境,可以在大自然生活一段时间,其实你能感受到、听到植物那种语言来。比如就在我住的711号园,那中间就有怪柳,怪柳就是柳树的一种,这种柳树其实它是可以抵抗外来虫害的,有一种虫害来的时候,一棵树可以迅速通知另一棵树,就是非常奇妙的,一旦这棵树受到侵害的时候,另一棵树就会具有防备和抵抗的能力。这中间确实有一种资讯的传递,这是我们人类无法破解这种资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一定它们之间那种资讯是不被我们理解的,或者它们的语言我们无法听到,无法能够理解。

我想在那里面有类似很多的事情,尤其虫害到来的时候,很多树木都可以传递这种资讯,通常是一种树木同样一个位置,一棵树可能受害,别一棵树完整的保存下来,我想这是非常奇妙的事。

记者:您和大自然有沟通吗?听到植物的语言吗?

阎连科:当然我们如果是晚上夜深人静,你到蔬菜地里,到其他的森林里面去,你能听到非常响亮而细碎的声音。这种声音既没有风也没有其他任何的杂音,但是那种声音就在大自然中存在,我想是它们说话的声音,只是我们无法感觉它们在说什么而已。

比如你在种菜,比如说你在养花,比如说你在观察昆虫,我想其实都是你在和它们沟通的一个过程。由此你会相信,我们其实搞颠倒了一种关系,我们一直以为人类是整个地球的主人翁,其实真正地球的主人应该是大自然,人类应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现在情况颠倒过来,变成我们人类是地球的主人,然后大自然是我们人类中的一部分,我想这是一个伦理的关系,你通过这样一种沟通,你能够明白这种关系。

记者:您提到的内容和无神论是否有冲突?

记者:我想共产党的无神论,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听到有人讲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学习呀、读书,上学和当兵时是不断的听到无神论。

其实,大自然不光是一个党的神,他是所有人的神,我们人类敬仰大自然真的应该像敬仰宗教一样,敬仰神灵一样。

让内心重回大自然

记者:您在书中向往返璞归真,但现在大自然是不是已经被破坏得太厉害了?

阎连科:我们现在已经破坏得非常非常厉害,我们渴望回到大自然,其实大自然已经不允许我们回去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大自然给我们享受了。但至少我想通过这次写作,我们应该明白即便不能回到大自然中去,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古朴的心灵,让内心回到大自然。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写作的起点,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我们不仅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向往它,最终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生存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

这本书是否一片叫好声还是一片骂声,我完全没有理睬,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至少所有的读者他们会相信,这次写作和原来之前的写作是不同的。之前的写作全部都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疑问或者是批判,但是这本书恰恰放弃了对人的那种描写而转向大自然,是那种无尽的歌颂。

记者:您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阎连科:想写一本《中国志》(暂名),真正是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一次正面强攻,正面回答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将来是什么,人在这个环境中是多么的被愚化,被改变,人会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失去做人的一切尊严的时候——我想你在写作这个时候你没有想其他别的,我想他出版不出版真的不重要。◇

阎连科简介

现年54岁的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1978年开始写作,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目前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他的作品以大胆批评揭露中国现实闻名,当中《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多本作品被禁,也因此广受海内外关注,有“禁书大师”之称。

--转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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