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18日讯】
一、拆除政府囚笼
“胡温”，胡锦涛与温家宝的合称，中共政权式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公司投资旨在营利，否则就会破产。中共政府既不像古代君主政府以家族力量掌握大权，以行政为民而获得认可的家族政权；又不像现代君主或民主政府，以宪法和法律维护个人议政、参政的公民权利，以民选议员在议会论辩达成的法案、法律执政的公民政权，而是中共叛乱、洗脑邪念的强权：63年里以阶级、斗争、造反、领导等歪理在家人和社会中挑拨是非、造谣煽动、乱中夺权。中共从1920年张国焘执笔的宣言起明确反国民大会的中华宪政，创建苏俄暴乱式的寡头政权，干了四大坏事：祸乱中华民国、发动批林批孔、镇压六四学运、迫害法轮功。
中共部省、市县、镇乡各级长官、书记被来自德国、苏联的马列邪说改造思想，而后以“党领导一切”和“党指挥枪”的刑事犯罪行为强奸民意，以政府为囚笼禁锢人民思想情感。2000年以来12年不求政改但求维持，成为胡温走出2002年以来10年政治维持会的困境。当今国人企盼胡温学做苏联1991年解体前简称“戈叶”的戈巴契夫、叶利钦，期望胡温仿效戈巴契夫政改和叶利钦对抗党中央，回归民国政治公司的传统正路。这个话题一直在谈。
苏联戈叶是苏共的噩梦：1986年起，戈巴契夫企望以政治体制多元化、宪政化、民主化的政改思维，将人民的活力从苏联共产党的政府囚笼中解放出来，渡过长久寡头专制形成的经济停滞的危机。看这个过程，叶利钦是“拆笼”先锋，先勇敢地公开退党，后竞选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苏联成了苏共中央和叶利钦俄政府两个圆心画成的政治椭圆。叶利钦俄政府在苏共政变软禁戈巴契夫和发动政变进功议会的时候，勇敢地走上坦克向军人演说争取到军队的中立；戈尔巴乔获自由后不再做党代表，识时务解散苏共拆了囚笼，做俄国公民。
我所说的“政府囚笼”，特指共产党的“三冒政府”：以暴乱冒充革命、政府冒充国家、党国冒充祖国。这个党政府在苏俄和苏联1939年以前22年，在中国大陆1979年以前30年，以国际主义口号宣扬列宁和毛泽东的所谓“解放全人类”的乱政谎言，颠倒是非、善恶、正邪、好坏，以“光明战胜黑暗”的反话，承传德国18世纪光照帮的暴政劫财思想，结合邓小平搞开发特区的圈地引资的所谓改革开放邪念让“太子党”分赃先富，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内战思维，继续给党国民众洗脑33年，制造出现代部落•酋邦•山寨式的政治罐头。
我看胡温拆除政府囚笼，先政改后站坦克是东施效颦。苏联拆笼开罐，首先迫于德国侵略、美国挤压的外力。在苏联戈氏政改、叶氏退党挑战苏共中央，先有批判斯大林主义奠定的基础。中国大陆胡耀邦、赵紫阳以支持自由化、同情反官倒的方式已经学过戈叶，先后在1987、1989年下台。历史从来不重复。苏共前车之鉴让中共高官普遍背离政改道路：江泽民闷声发大财，公开骂大法（即迫害法轮功），胡温政府近10年基本延续江朱的土地财政。
胡温这种维持会的做法，而今面临被“血债派”恶毒捆绑的危机：为中共政权血债累累、国库亏空、法制人权全面倒退负责。活摘人体器官本属于江家帮江曾罗周薄的罪恶，今日周薄在捆绑给胡温的毒计失算之后，只要有机会就敢做掉胡温，将血债栽赃给胡温，以免清算。对于敢于谋杀或牺牲妻子、活摘器官的周薄，没有善心良知的阻碍，该出手时能出手。
胡温和周薄的较量，胡温的优势是位高权重，周薄的优势是“根红苗正”，以流亡在德国的中国学人仲维光先生的话来说，周薄比胡温更像共产党。我看共产党的“谎言+暴力”的“智刑”强霸邪术，周薄更具功力，胡温斗周薄，目前暂时占上风，犹如刘邓1962年到1966年斗毛林。周薄是新共工氏酋邦山寨的嫡系，承传智刑•淫乱术正统，也就是说，周薄比胡温更具狼性，整肃不留余地。周薄一旦站稳，回脚就会踢断胡温的“肋骨”，甚至“踩死”。
大陆政府囚笼，即中共以政府冒充国家、祖国，利用中国人尊崇祖宗的情结，囚禁国民的心灵。有位网名“听党指挥”的人在网上指责他人批判共产党，说：“你们对中共的议论不能中肯一点吗？不能别说那些带攻击性的吗？评论共产党可以，可以说中共，别口口声声共匪共匪。”这位网友说他反贪官不反党，他是党员，不能叛党，他以“听党指挥”这个名字遏制动摇的心。这样的人很多，恨党后爹不是亲娘客观上企盼中共是娘，鼓励贪腐和暴政。
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党官内斗带领人民敌对的政府囚笼，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终止迫害法轮功。从镇压乡绅、反革命、会道门和批斗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到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和迫害法轮功，中共血债累累。法轮功之外很多群体，选择了忘记中共的血债和幻想中共有父母情怀，幻想有朝一日会被民众儿女般的忍让感化。惟有法轮功灵台清明意志坚定。法轮功近13年坚持不懈地揭露中共惨无人道、穷凶极恶的迫害真相，走出党政府的囚笼。
胡温明哲保身，理智做法是公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做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案的污点证人，现在要做的事是：清算“血债派”，从薄熙来到查办周永康，最后审判江泽民和共产党，以以叶利钦退党的方式跟中共了断血债。在中共领导一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胡温根本不可能彻底斗赢周薄。要想免除被周薄反攻倒算、刘少奇似的受辱惨死的悲剧，胡温须率先向民众公布迫害真相，重建新党以竞选，复兴中华“礼和为贵，善恶必报”的神韵传统。
中共高官阵营，谁公布真相和勇于叛党，为终止迫害法轮功出大力，谁就是中国的戈叶。 抛弃中共及其假“人民国”，以审理江家帮血案的方式，让人民知晓真相觉醒，胡温才能保住自已的性命和名节。据美国之音报导，前美国国务卿赖斯4月13日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回答记者关于薄熙来案子的问题时说：“这里的大问题……归根结底……看中国人民对中共历史上这起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做出何种反应。”她认为，中共独裁政权的合法性无法永远维系，当人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所发生的事情就会采取行动。
仲维光说的好，胡温最好最安全最长远的出路就是学戈巴契夫“投向民众”：伺机解散610办公室，终止对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的专政，开放媒体。体制内胡温这样做会被当成叛徒惩治，惟有降下五星红旗做公民，拆除政府囚笼，与人民和衷共济，性命和名节才有保障。
二、走出山寨江湖
胡温学做戈叶拆除暴力•谎言型政府囚笼，并非东施效颦似的先政改后站坦克，理智的做法是公布中共的暴政迫害（尤其是活摘器官）的真相，勇于叛党，与人民和衷共济。大陆中国人拆除政治局寡头共和的政府囚笼的共和新路，与解散苏联•民族自治的路径不同。
苏联是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极权专制大国，土地是同期中国的两倍，主要承传东正教、沙皇制度和欧洲市民文化传统。罗马凯撒•屋大维开启的土地扩张的军事大帝国，被俄国沙皇政府将从地中海区域移到东斯拉夫、中亚、北亚等地区，在农奴制庄园经济基地上逐渐开创出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工业城市，由基督徒的忏悔精神演变出文艺气味极浓的公民人道主义。列宁、斯大林等撒旦教徒纠集欧洲光照黑帮分子，在“一战”末期，以斗争邪术和共产邪念恶毒疯狂的挑拨是非，造谣煽动穷困、缺德的流氓和工农的贪心，以城市武装暴乱和偷抢诈骗方式创建极权专制政府，向世界输出毁灭私有制文明和传统宗教的共产主义叛乱。
苏联是在东欧、中亚、北亚创建的以苏维埃为名的15个多民族的共和国加盟的联邦国，实行知识流氓组合的中央政治局极权式的共和国专制。全国除共产党之外，别无其他政党。苏共1943年关闭所有教堂的无神国计划被德国侵略阻止，东正教和共产党分管苏联人的信仰和政权。1950年代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为1980年代戈巴契夫实行民主政改和叶利钦分裂苏共，为最终解散苏共、解体苏联铺了路。中国大陆拆笼没有这样的路可走。中国大陆拆笼的路，逻辑上说，跟戈叶的路是相反的，理应解体苏共、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因为只是解散中共犹如扬汤止沸，无中央制衡的“党省市”，将比朝鲜更邪恶。解体中共是釜底抽薪。中共创建的“政府囚笼”，除了仿效苏联宪法写进了“公民权利”的文字内容，一直以“党和国家，党就是国”的党国概念偷换祖国概念。1979年前30年将中华民国时期想出国就可以出去的大陆人民封闭在9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建成一个战天斗地、谤神诽佛、以共产党为图腾的部落酋邦，由村支部到党中央的金字塔压着全国人民。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家人庶民生活经过文革被基本破坏，人民的身心被中共束缚，家是党的牢房。
1980年代至今33年，部落酋邦的严管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口号声中逐渐松驰，工厂、公司的“公家福利”越来越少，中国人经过审批性的签证可以出国旅游甚至移民了，但大陆的新共工氏部落•酋邦并没有恢复中华民国形象或日本近现代文明似的脱亚入欧。各城市大红旗依然高高飘扬，在1990年代小红旗更搁在中共各级官员办公桌上。五星和锤镰两面小红旗替换古代盗匪占山为王打桩建起的栅栏，成了山寨栅栏的标志。大陆成了红旗山寨国，中共山寨江湖有些像梁山水泊，但党官员基本没有宋江们的仁义思想。这就是胡温的遗产。
这份遗产跟苏联1940年后逐渐形成的东正教管人民信仰、共产党管公民行为的国家遗产全然不同。中共部落酋邦被圈地改革的土地财政变成山寨江湖，以单位为山寨地域为江湖，却与华夏族人在春秋时代开始的盗跖山寨截然不同。盗跖山寨横扫春秋诸侯国，却盗亦有道，盗匪妓女都敬天法祖。中共山寨国，“红旗军”进城做了公安，却不改匪帮鸡鸣狗盗、拦路抢劫的匪性，以政府行为从1950年至2012年，63年里斗地主后爱地主，整老板后捧老板，翻云覆雨地做绝坏事，打着“新中国”的旗号，妓女似地把白天当黑夜，最终把中国人变成打手机搞诈骗的人。把问题这样透明化，我们骤然醒悟：胡温拆笼之路是走出山寨江湖。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试图阻止学员复兴尊师重道、返朴归真的传统。阻止失败意味着真实依照“真善忍”标准做人的学员群体，心灵不在山寨江湖中了。胡温掌权10年，中共红旗山寨成了维持会。山寨江湖在1992年到今天的20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却没有了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为了挣钱铤而走险卖毒奶粉、假酒、假烟，人与人充满敌意。“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充满斯大林时代苏联人的仇恨意识，以人民名义打骂人，共处不和。胡温如果不想被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血债派拽入深渊，必须走出山寨江湖。
走出山寨江湖，在民间已由维护信仰权利的法轮功学员和自由民主的诉求者身体力行。《九评共产党》全面系统立体地批判共产党，“三退”离心觉醒运动从人的心灵中拔红旗。这个背景下，党官中先有使馆官员走出山寨国的驻外使馆，后有副部长级别官员王立军叛党，从山寨国的成都分山寨进入美国领事馆，跟美国人脸贴脸。胡温走出山寨江湖就是投向人民。
无论胡温，还是人民，如今都清楚意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中共的山寨国。共产党和中国人共同挂在嘴上的“党和国家”的并联称呼，党是绝对要“领导”政府垄断权力，这说明了一切。中共统治大江南北63年，并不真正执政。宪法特批它“领导”中国，意味着它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人民永远是幼儿，丁点成绩都要它“领导”，这完全是山寨江湖的盗匪意识。人民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了，呼喊政改、讨伐中共、传九退三，都是不认可这个江湖山寨，只是方式不同。中共山寨日益飘摇在江湖中，随时可能被淹没。
胡温的出路是什么？是成为人民一员，受人民的保护，不再为党谋权。当然这对胡温而言并不容易，却是唯一可以保全性命的名节的出路。而今披露的薄周的谋反策划，说白了，就是逼胡温让红旗落地：拆除红旗栏栅以还权于民还寨为国，让民国的五色旗重新飘扬。
三、终结猪儒生活
在《水浒》史进练武一节可见“人民”一词，家人庶民建村庄立祠堂祭祖，互助共济。北宋时代抗官府苛政阻盗匪抢劫已成传统。中共统治大陆63年，毁坏家人庶民的共济传统。
中华民国1912至1949之间38年，毛泽东无政府缺德主义与造反派暴乱主义的激进思想操控城乡左倾民众。毛泽东这两主义在他主编《湘江评论》和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里已基本确立：革命就是暴乱，乱臣不是贼子，痞子运动好得很……以草民的野性和刁蛮非礼孔孟传统，在农村搞武装叛乱，实践马列祸国殃民的国际主义：以红旗军上山当土匪打游击的方式扰乱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秩序，以阶级斗争的邪说挑拨是非，以暴乱冒充革命的歪理蛊惑人心，并在东南亚传播和惹事生非。
中共走俄国道路•反中华礼教的叛乱思想在张国焘执笔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确立，在中共一大的南湖航船上由13名代表签字约定。我已多次撰文讲过这个问题，此文不赘言。
策动工运反北洋政府的乱国行为被吴佩孚1923年年初果毅并轻易收拾，寄生中国国民党四年迅速壮大后在北伐战争中策动工农叛乱运动。被蒋中正等国军将领平定后，落草井冈山、左右江、湘西等山区夺寨篡权。1931年在瑞金成立中央政府，公然以“保卫苏联”的标语口号策动全国暴乱，并以“瑞金水井”的课本宣传毒害全国小学生。江西乱政失败后，中共红旗军流窜贵州遵义开会政变，毛泽东进入中常委夺得掌控党中央的机会。流窜到陕北延安蜗居窑洞欺男霸女，长期靠制作和贩卖鸦片为生。入主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军队强霸天下，检阅红卫兵树立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死后身躯被置放在纪念堂，至今阴魂不散。
毛泽东思想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被广泛宣传，以口号让全国人民呼喊，以标语悬挂在天安门广场，有其两位一体的意味：毛泽东思想即中共祸乱意志的个体呈现，中共即毛乱政思想的组织。毛的造反有理思想，将斗争邪术宣扬为普遍规律，挑拨是非、煽动群众，通过斗乡绅、批胡适、反右派等运动的批斗会，使人与人相互敌视，将乱臣贼子当成伟人颂扬。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人在大陆从1950年到2012年的今年，社会无道德约束而大乱难治。
1989年六四血案后，中共视人民上街游行、广场集会、结社组党为“反革命暴乱”，现在的说法是“颠覆政府”。邓小平设计的圈地引资的开发区形式的改革开放，在1992年以后，逐渐通过地方政府卖地捞钱的土地财政，演变成城镇乡村党官分赃运动。党富民穷、工人大下岗后，毛思想死灰复燃。极权专制的严控下草民嘴上闹革命以缓解心理上的不平衡。迫害法轮功遭遇失败后，以新三民主义、和谐社会、八荣八耻营造反公民宪政的猪儒社会。
猪儒，相对希腊雅典城邦时代的“犬儒”而言，指中共文人宣传的豕人幸福。豕者猪也。苏格拉底死后，雅典部分公民身体力行安于城邦、知足常乐的节俭、自然的生活方式，告别之前创建海上同盟争霸的生活。今人以“犬儒”一词批评中共御用文人声色犬马，用词不当。
当今文人将食色本性当成幸福诉求，甘愿做古代儒生不耻的“小人”，即“豕人•猪儒”。“食色性也”，常人由此而获得欢乐。但儒家主张中庸，不反对家人庶民的饮食宴乐，更注重教化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遵守仁义道德的礼教智慧以及忠孝廉耻等伦理做正人君子。中共迫害法轮功13年，大陆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一些文人宣扬猪儒思想推波助澜。
2003年胡锦涛上台后，手下将毛的“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口号，转换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所谓新三民主义，从中央党校研讨到全国标语口号，广为宣传。
2005年又推出“和谐社会”的宣传，即社会（敌对）主义和谐社会的简称。中共讲和谐，并非中华礼教传统的职业等级各司其职和上爱下敬的和睦，而是遏制或消灭矛盾的对立面，以维护中共绝对权力的稳定不移，简称维稳。这也是从中央党校研讨到全国标语口号宣传推广，具体就是检测各级官员的维稳能力。后来在中共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与六中全会，以“社会主义和谐”为名的维稳政治被确立为目标、任务与能力，对外则宣传为创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2006年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会上出台的八荣八耻，被当作“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将爱社会主义具体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与讲团结、讲诚信、讲纪律（法律）、讲节俭的八个宣传口号，确立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荣辱标准。
马列主义的“西话”没人听了，中共官员开始尝试使用汉语的“中话”。但只要“社会（敌对）主义”的政府笼子和红旗江湖还在，“中话”只能是“假大空套”的党话。人民还永远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敌我两派，造成胡以“为民”绳索荡秋千的艰难和温上政改楼梯的危险。胡温不抛弃中共党话，一切好的设想都只能纸上谈兵，很容易被毛左政变整肃。
中国人在大陆幸福成了主要追逐“食色”快感，将毛时代的狼人凶残生活转换成为现时代的猪儒纵欲生活。社会不守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人心大乱所致人祸天灾使胡温难有作为。胡温可以有所作为的是：1、审判江泽民卸下血债包袱，清除毛思想，让人民重现1980年代“中西文化对话，民心大体一致”的特征；2、走台湾和平转型的宪政路，跟港澳特区、自治区协商重建大中华民国；3、从海外中华复兴的神韵艺术中吸取智慧，理智终结猪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