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少华:中华儿女蒙难中原系列(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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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05月23日讯】文革惨案
1966年,家住北大附近的工人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抄家并被绑到校中毒打。陈彦荣在当天深夜被打死,尸体被送走烧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陈家人(七个孩子多半未成年)付28元火葬费。文革后北大附中赔偿陈家2500元,陈妻哭道: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我要钱作什么?我要人哪。” 不记录个体,历史如何呈现?另外,“个体无意义”让我想起了别国出现灾难,都公布每个死者名字,天朝只有冰冷数字,真是一脉相承。

陈正清
新华社摄影记者,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的六名摄影师之一,文革遭遇斗争。他曾给众多历史人物摄影,并按拍摄的年代先后排列保存在影集中,结果被发现“罪证”,被指控为“把蒋介石照片放在毛主席之前”的反动派。1966年8月,他与妻子一起服安眠药自杀,留下了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钟惦裴
文艺评论家,1956年发表名文《电影的锣鼓》,后被定为右派,文革亦受迫害。他曾在干校掏厕所,任劳任怨并发明工具,如在空罐头盒上打两个眼儿,穿上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后来干校让大家填履历表,其中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他除电影理论专业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写清洁工人。

郁飞
郁达夫之子,1958年反右时,上级指示其所在单位所定性的右派人数未达规定指标,要求补一个。恰在此时,郁达夫生前好友王任叔揭发郁达夫曾为日本宪兵队当过翻译,却忽略了其被杀害一事,郁达夫因此被戴上汉奸帽子,郁飞也被强行补划为右派,后被劳教,遭迫害长达18年,直到文革后才得到平反。

朱迈先
文学家朱自清的长子。高中时便加入中共,地下党成员,曾随国军抗日,1949年代表国民党驻桂北军队与中共联系起义,接受和平改编。1951年因“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33岁。他的妻子傅丽卿为他奔走多年四处申诉,直至1984年,新宁县法院复查后承认错判,为死者恢复名誉。

贺龙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们把反党、篡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揪出来了……贺龙是一个大土匪,生活上充满了资产阶级腐化的臭味……贺龙这个土匪头子,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这样的一个腐烂透顶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非把他打倒不可”,图片里是打倒贺龙的大字报全文,作者贺捷生,贺龙女儿。

哲学大家林同济
“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曾备受左翼文人攻击。1949年,林父对他说“以你这样的思想,和共产党相处会遭殃的”,劝他去台湾,林同济说“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思想改造时他被迫交万言检讨,全面否定自己,反右中被划为右派,文革中险些性命不保。后被平反,1980年赴美讲学时病故。大鸣大放时,林同济说:“肃反时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理解实际上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针对中共户籍管理制度,他说:“人本来是动物,现在却成了植物,不能动了。林同济曾在美国大学任教,出于爱国,返回国内。1930年,他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一书,用大量的资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一年后不幸言中。

龙榆生
词学大师,反右时被划为右派,1961年得以摘帽,但1966年底遭造反派抄家,书稿文物被洗劫,结果含冤去世。他为何能被摘去右派帽子呢?1979年的《关于龙榆生错划右派的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大师为了保命变卧底,是那个年代的固有悲剧。龙先生一生收藏大量词学文献,包括极珍贵的明代琴谱和民间艺人诗词集,抗战中散失颇多,解放后曾将大批善本、大师间来往信札手稿捐赠予各大图书馆。文革时家中收藏均被洗劫,大量文物和自作诗词稿遭毁。

蔡楚生
1934年编导《渔光曲》,创造票房记录,影片在1935年莫斯科电影节上获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1947年与郑君里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再次创造票房记录。文革中被诬为中国电影界的“黑线头目”、“牛鬼蛇神”,惨遭迫害,1968年7月15日含冤去世。

李季谷
历史学家,剑桥硕士,北大教授,后任国民政府浙江教育厅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撤退时偷偷留在上海。1955年肃反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文革时被关入牛棚长期批斗。1968年7月25日,他被审讯一天,跪在地上被香烟烫后背和脖颈,深夜时投河自杀。与其他众多学者一样,他的个人著述基本都在解放前出版。

邓宝珊
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 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钢琴家李翠贞
年少时就可凭记忆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任一乐章,后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仅一年就修完学分毕业,进而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皇家音乐协会会员。文革中受迫害,红卫兵逼迫她在地上爬,钻桌椅,用墨水涂脸。不堪屈辱的她穿上最漂亮的旗袍,精心化妆后开煤气自杀,年仅56岁。她丈夫在香港,并劝她回港,她为此苦恼,曾在1959年写信给好友傅雷征询,傅雷劝李翠贞留下为国效力,李听从建议。这封信在红卫兵抄家时被发现,并作为反革命罪证批判傅雷,傅雷夫妇自缢身亡,一周后李翠贞选择了同样的路。

注:文章所有内容根据微博文字整理而成,非原创,感谢叶克飞先生和多位学者微博资料以及他们对挖掘中国历史真相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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